从百万重奖治污部门到重金奖励引资官员，再到一掷万金地重赏一把手，近来各地似乎刮起了一阵“重赏官员”之风，许多本是官员分内、本该以问责激励之事，却动辄赢得上级重奖。为了遏制政府这种自己给自己发奖的谬赏冲动，许多专家呼吁尽快出台《行政奖励法》，对行政奖励标准、数额等一系列“热点”问题加以厘清，使行政奖励这一代表政府权威性质的行政行为回归规范。（1月30日《人民日报》）

    在中饱私囊被牢牢紧盯、工资福利被管得很死、公款吃喝存在很大曝光风险的环境中，冠冕堂皇的“重奖”便成为官员私分财政的一种新形式。人人有份利益均沾，今年你获奖，明年他获奖，巧立名目地设各种奖项，排排坐分果果，重奖实质是对官员变相的一种加薪。这种乱花公众纳税的谬赏，既降低了官员履职的责任底线，又稀释了公职的义务要求。更是对公众的重复征税。确实应该出台《行政奖励法》遏制政府这种亢奋的自赏冲动了。

    专家对《行政奖励法》寄予了许多期待，比如确立“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的原则，规定“尽可能地向工作和生产第一线倾斜”，体现“高标准和严要求”。我认为这些都属于细枝末节问题，如果奖励的主导权仍掌握在某些官员手中，这样的法规是驯服不了他们自我奖励的。所以《行政奖励法》关键要解决“由谁奖”的问题，明确由谁掌握奖励主导权，这决定着奖励的价值倾向。

    只有通过立法让纳税人主导政府奖励体系，由纳税人决定奖给谁、怎么奖和奖多少，才能约束官员借重奖私分财政和变相涨薪的欲望，真正保障政府奖励的公共性、民本性和激励功能。这种奖励主导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批准奖励预算的权力，即从公共财政中拿出多少钱用于政府奖励；二是决定奖给谁的权力，即由纳税人掌握着奖励评价标准，判断怎样的人和行为能够得上政府奖励的标准。

    记得当山西以200万元的重金奖励治污官员时，当地老百姓接受采访说：如果官员真治好了本地的污染，让老百姓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不要说奖200万元，就是2000万元都行。可见公众是不吝啬对官员进行奖励的，可政府的评奖标准是什么呢？是只要能退出全国污染城市“前三甲”和甩掉“黑帽子”，这个奖励标准显然与公众关系不大，因为排名是一种相对的标准而不是反映绝对变化的标准。一个污染严重、环境没有任何改善的城市，完全可能因为其他城市的环境恶化而排名上升，从而摘掉“黑帽子”；而且在重奖刺激下，一个地方完全可能通过“活动”获得前移的排名。生活在具体环境中的百姓对环境的感受最可靠，只有奖励资格的评判权掌握在他们手中，奖励才能起到激励环保的功能。

    期待《行政奖励法》，更期待这部法律能“一刀切”地确立这样的原则：未经纳税人审批，任何部门不得随意设置奖励。（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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