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书”之名，未免近于刻薄。榜单的公平性与公信度，或许会招来争议。但在近几年书评界多只颂扬，少见批评的炒作文化时尚里，该榜发出的却是一声振聋发聩的异响，足以警醒世人，平息浮躁学术心态，唤回社会文化良知。
最近据《长江商报》披露，“2007年十大烂书排行榜”经书界名流严肃筛定，业已在报
端公示。有些写作快手的速成“畅销书”入选，自在知识界的意料之中。但易中天、于丹二位教授红极一时的大著也被列入榜单，却令读书人感慨万千。严格说，还有些存在知识硬伤，无视学术规范，缺乏文学深度的著作，也不能说与“烂书”毫不沾边。
“烂书”之名，未免近于刻薄。榜单的公平性与公信度，或许会招来争议。但在近几年书评界多只颂扬，少见批评的炒作文化时尚里，该榜发出的却是一声振聋发聩的异响，足以警醒世人，平息浮躁学术心态，唤回社会文化良知。
相传老子原本无意于著书，只因骑牛出关时，关令尹喜非要他留下著述，他才迫不得已扼要写下了五千言《道德经》。孔子更主张“述而不作”，终其身只整理过几部古籍传世，个人并未撰写任何专著。曹雪芹也只是在“悼红轩”中苦苦磨砺十年，倾注心血写他的《红楼梦》，竟又还“书未成”，“泪尽而逝”。
可如今，似乎是先要有哗众狂言怪论炫耀于书间，而后才能荣身耀德，跻身于作家明星、学者明星、文化明星之列。暂且不论写作快手的急就篇、书贾牟利编撰的应景丛书，即如社会科学界的有些学问人，有的幸得机缘，为了迎合时尚；有的为情势所左右，打算另寻出路，也就都乐于借助“通俗”时风，争相忙于撰著趋时的畅销读物，却提笔匆匆成篇成章成书，有的作品也就难免不被列入“烂书榜”了。作者本身的文化品格，因而遭到自我亵渎。
“烂书”尚又误导着读者的文化消费。读者读书，无论于人生，还是于知识，自必是希望有所获，有所得。可现如今，据有人调侃说，不少“畅销书”，多是些“无害、无益、无聊”之作。读者哪能从这些书里获取“有益、有用、有利”的人生真谛和知识营养？读文学，误以为它们“玩”出的文学就是文学；读历史，误以为它们“侃”出的历史就是历史；读哲学，误以为它们“诌”出的哲学就是哲学。久而久之，真正的文学、历史、哲学，也就渐被淡化、扭曲，甚至遗弃，读者的文化良知，因而可能在这误导中遭受蒙蔽；整个社会的文化品位，或许也会降低。
报上有消息说，据统计，获得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女作家多丽斯·莱辛的《金色笔记》，在中国某大城市，一年里总共仅只销售了7本。相较这部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品之无人问津，榜单上的那些远不能望其项背的畅销书，却动辄飙售上百万、几百万册。善良读者的文化消费，也许就会在这些“烂书”的叫卖声中被导入消磨高尚文化品位的迷途。
“烂书”更还污染着出版业的纯净。英语中的publish(出版)一词，原本就有“向公众传播信息和知识”之意。因而出版界当是作者和读者之间勾通思想的文化津梁，是传播知识的精神圣土，理该出版好书，向民众传播真实的信息和正确的知识。
在中国古代，如徽州府的出版业，主事的多是博学鸿儒类学者和文化素养高、财力雄厚的儒贾世家。他们刻书的目的不全是为了盈利，也不是为了自己的著作传世，而是为了学问。所以他们刻书往往不惜重金，选书精当，刊刻审慎，所刻多为名版善本，使许多珍贵的文化典籍得以流传至今。当然也有由于书的内容趋附时尚，或者存在科学错误，而被“毁版”，遭淘汰的事例。如魏忠贤炮制的《三朝要典》，随着魏忠贤的倒台而被“毁版”；朱元璋领衔编制的《洪武正韵》，因不合语音规律而被诗人弃而不用。明代陆容在《菽园杂记》中就曾说过，这些书都是“面从于一时而心违于身后者”，必定要被历史抛弃。可见历史的取舍是无情的。
《京华时报》载，2008年全国图书订货会已在京都落幕，业内人士称，文学类图书“种类庞杂少有亮点”，“基本上没有几本发自内心想看的书，多数名家的新书依靠各自的名气在苦苦支撑”；历史类图书，“当读者对从《百家讲坛》走下来的书目产生‘审美疲劳’后，那些真正有学术价值的图书将会再次进入读者视野”。
这恐怕既是不可抗拒的市场规律，又是无法逃避的历史选择。毫无疑问，只要作者、出版者唤回文化良知，读者从文化欺蒙中警醒，“烂书”将不会再有市场，好书就有可能陆续问世了。(杨建文 原题： “烂书”当道，好书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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