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不足既有历史原因，也与现行政策密切相关

    消费不足一直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难题，无论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还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消费都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消费水平低主要表现为五个“过低”和一个“过高”：最终消费率过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呈不断减弱之势；居民消费率过低，居民即期消费意愿和消费行为受到较强的压抑；农村消费水平过低，城乡之间消费能力、消费水平和消费规模的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层人群比重过低，尚未形成成熟的大众消费社会和有强劲购买力的可持续消费能力；信用消费水平过低，我国即期消费需求主体实质上是有购买能力的现金消费能力；居民储蓄率过高，居民支出构成中消费与储蓄的比例失调，即期消费需求受到强烈的“挤压”。

    而上述问题的产生，既有历史原因，也与现行政策密切相关。这之中，除投资与消费失衡、即期消费能力与远期消费能力失衡外，还有六大重要原因。

    首先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加大了居民未来的消费支出预期。据专家测算，我国城乡居民用于教育和医疗的额外支出，以2005年为例，对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达到5810.7亿元；如果政府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到位，我国居民消费率可以提高3个百分点以上。

    其次，税收制度设计不合理，直接税比重过高，间接税比重过低，不利于促进消费能力的释放。我国与消费有关的税种有5个，为间接税中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和直接税中的个人所得税，近些年上述5个税种占所得税的比重为77%左右，其中间接税所占比重平均高达71.8%。发达国家以直接税为主，如200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直接税比重为68.4%，其中美国为85%，而直接税中的所得税比重多在35%至60%之间，主要是社会保障税、遗产税、赠与税等。

    第三，就业不足、收入水平低、中产阶层少，导致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不足。中国目前仍是个低收入的国家，从人均收入水平看，仅为美国的4%，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也仅为美国的15%。2006年我国新增劳动力达到峰值，劳动力增量有1700万人，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约25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1400万人。

    第四，城乡二元结构对扩大农村消费的深层抑制。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和农村采取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人口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商品粮政策、投资政策和力度等差距相当大，导致农村消费环境和消费能力于城市差距越来越大，1985年城镇消费支出水平是农村消费支出水平的2.3倍，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此后，城乡之间的消费支出水平差距逐渐拉大。据统计，占全国人口总数2/3的农村，只消费了全国1/3的商品，城乡之间的消费断层明显，对于消费需求的扩张形成较强的阻力。

    第五，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严重滞后，是信用消费水平低和消费环境差的根本原因。由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滞后，信用缺失严重，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特别是与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紧密相关的食品、药品、保健品、化妆品等安全隐患尚未解决，违法生产经营者付出的失信成本过低，失信者得不到严惩，风险成本很小而获利巨大，在金融领域，主要风险来自贷款的信用风险，这是信贷消费水平低的根本原因。我国目前仅有人民银行建立的个人金融信用数据库，还没有包括涵盖多方面社会信用信息的信用产品，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征信国家。

    第六是社会各阶层群体间收入水平差距过大，分配体系总体结构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富悬殊。我国基尼系数1981年为0.288，1990年为0.343，1999年为0.397，进入2000年之后，基本上在0.46以上，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经过30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经济已经从供给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扩大有支付能力的国内最终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因而必须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正确处理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实施积极的消费政策，逐步解决约束消费增长的上述“因素”，以形成投资和消费对GDP增长的双拉动，实现扩大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文/陈文玲(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原题：扩大消费面临六大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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