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篇报道涉及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西丰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为由对采写报道的《法制日报》记者朱文娜进行立案调查。1月4日，西丰县公安局多名干警赶到法制日报社对该记者进行拘传，未果。（1月7日《中国青年报》）
新闻纸上的报道是否失实，进而“涉嫌诽谤”？相关调查展开前，笔者
不好妄加揣测。然而，退一万步讲，即便记者朱文娜采写的报道有失实之处，她就“活该”被扣上“诽谤罪”的帽子，被“多名干警”赶到报社拘传吗？
西丰县公安局这种公权授意之下的行为非常不当。不仅是因为记者的报道行为首先不满足诽谤罪“恶意、客观违法行为与相应的危害后果”的构成条件，也不仅是因为该行为绕开司法直接拘传当事人不符合法治程序。更重要的是，从新闻规律的角度理解，如果政府认为记者的报道失实，完全可以通过调查取证等正当渠道让媒体对报道内容作出澄清，而不是避开报道内容，直接挥舞起“诽谤罪”的大棒对记者进行人身制裁。如此，则记者采写批评报道岂不如履薄冰，而类似事件频发，媒体对政府公权力的监督将何以为继？
只要说话，任何人都难免出错。对于担当社会“守望者”角色的记者，一方面，多数情况下社会都不是十分真切地呈现在他们面前；另一方面，记者本身表述事件、记录社会的能力也存在差异。同时，若涉及监督公权的反面报道，就算记者秉一颗公心，尽可能公正、客观，可一旦某些官员拿出“鸡蛋里挑骨头”的精神，对新闻文本进行复杂解读，监督自己、批评自己的声音终归就会“不那么顺耳”。
一个乐于接受媒体监督的政府，习惯上把媒体视为自己的益友而非异己。为培育这种权力和自己一道担负起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有些政府甚至甘愿去限制自身的权力。对此，新闻法界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例很难被人遗忘——1964年警察局长沙利文诉《纽约时报》诽谤案。该案中，尽管《纽约时报》刊登的内容部分失实，但美国法院仍然判定警察局长沙利文败诉。理由是“让新闻媒体保证每一条新闻报道都真实无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并且，身为“政府官员”的沙利文不能“明白无误地和令人信服地”指出报道失实出于恶意。进而，该案确立了媒体在失实批评政府和公众人物中著名的“非实际恶意不担责”的原则，得到了公众的普遍认同。
事实上，在媒体对公权进行的监督活动中，记者并不会故意怀着“实际恶意”采写批评报道。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政府官员对媒体和记者拿出容忍之量。如此，才更能彰显政府虚怀纳谏的心胸和从善如流的自信。（赵登岩）
政法机关不是领导的私家打手
政法机关守卫的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是代表国家意志的国家机器。它的服务对象是全体人民而非个别领导人，政法机关严格依法办事是履行自身职责的必要前提。但在西丰县，“领导指示”成了抓人的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被随意践踏。政法机关成了维护官威的忠实可靠的工具。
古有诽谤朝廷命官的罪名，今有公民批评政府和官员的民主权利，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在这件事上，我们看不到进步，只见“诽谤朝廷命官”的可怜遭遇，而且中央媒体的身份也几乎难以”自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