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茅于轼5日在广州演讲称，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便车。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1月6日《南方都市报》）

    经济理性需尊重

    目前，为保证贫困生入学，国家必须通过财政补贴学校来填补培养费用空缺。但这种填补是针对所有学生的，原本针对贫困生的财政补贴被稀释。而如果贫困生能得到专门助学政策庇护，国家财政补贴会因补贴目标较少而实现最大效果。当然，如果政策不能落实，的确可能造成提高学费使得更多贫困生不能入学的尴尬。但这属执行问题。茅于轼只是在理论层面上进行分析，经济学家是理论上的演算者，而不是现实的执行者。

    此前对张维迎这个观点的批评就有情绪化的成分，而对茅于轼的再弹老调，我不仅不会去批评，反而会对其坚持经济理性的态度表示尊重。在社会分工中，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功能。经济学家需要做的就是坚持经济理性，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行的路径。（李劭强）

    学费上涨无人得益

    茅于轼这一论调与张维迎的类似观点逻辑上都没错，但从实际操作和学费本质看却恰恰是悖论。诚如张维迎自己预设的前提———一个真正好的体制。目前，社会不可能对每位学生贫富做准确评估，提高学费解决穷人上学问题无法实现。

    更为重要的是，学费不是税收，不具有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在高校产业化中，大学学费恰恰被赋予太多其他功能，导致目前尴尬局面。假若现在再给学费赋予调节贫富的功能，又会衍生多少问题？“一个真正好的体制”下，富人在足额缴纳法定税负和承担应有社会责任后，没有义务被某一个社会团体强制勒索着再次向穷人分流自己的财富。提高学费解决穷人上学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强盗逻辑”，不只穷人很可能得不到应有保证，富人也会是受害者。（王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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