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真的关心穷人上不起学吗？

郭松民作者文集

一向以“为富人说话”而闻名的茅于轼，日前忽然又为穷人说话了。他在南方的一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表示”：应该通过提
高高校学费的方式，解决穷人的上学问题。他说：“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D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因此“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1月6日《南方都市报》）。

茅于轼的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新鲜，张维迎就曾经反复地表述过类似的看法。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套逻辑虽然听上去好像是那么回事，但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学费越高，穷人的孩子就越上不起学。近十几年来，高校的学费一路走高，穷人“上不起学”却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证明。

茅于轼的逻辑之站不住脚，从他自己的讲话和文章中就可以找到根据。茅于轼说，“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D20%”，那么，在全社会范围内，穷人的比例是多高呢？不久前，茅于轼在一篇题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是什么》的文章中说，“目前中国的富人在总人口只占5%”——只占5%的富人的孩子，在高校学生中却占了80%，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如果茅于轼真的关注穷孩子的上学问题，他首先就应该对这种现象提出质疑，但很奇怪，他对此却未置一词。

也许茅于轼会辩解说，这是因为高校没有把收上来的学费用于发放奖学金或者助学贷款。但经验告诉我们，钱收上去容易，发下来就难了。中国的高校许多目前已经负债累累，它又能够拿出多少钱来发放奖学金呢？此其一；其二，即便高校愿意发放，但它要对每一个申请者进行甄别，这其中巨大的交易成本也是高校所无法承担的，很多钱都会在中间环节流失掉。实践的结果，奖学金很可能会便宜了那些腐败分子和“有关系”的人，而真正需要帮助的穷学生却拿不到一分钱。

至于说到助学贷款，就更不应该成为解决穷孩子上不起学的主要渠道了，道理很简单：这会使那些穷孩子从高校一毕业，就背上巨额债务，和那些富人家的孩子又不在一条起跑线上了，结果使大学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平等的功能丧失殆尽。此外，由于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使得许多穷学生根本就没有能力偿还贷款，助学贷款制度只能成为陷他们于不义的制度。最新的数据显示，去年有100万大学毕业生失业。失业大学生生存都成问题，还谈什么偿还助学贷款呢？

茅于轼的这个主意，在最理想的状态下，还会使高校成为“中产阶级”的榨汁机。如果我们完全排除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的扭曲和变形的话（这是不可能的），那提高学费无疑会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富人不在乎学费，穷人无须承担学费，学费的重担就完全压在那些不能不在乎、又不能不承担的“中产阶级”的肩上，使他们迅速从“中产阶级”向下滑落到贫困阶层，如此而已。

通过加大国家对教育投入的力度，使公办大学以低廉的收费，向穷人敞开大门，这是全世界解决穷人上学难的不二法门。至于富人的孩子“搭便车”的问题，可以通过征收高额累进税的方式得到解决。即便是在最富有的国家美国，根据2003年的《美国高等教育纪事》公布的数字，公立大学的学费也仅相当于私立大学的1/5。茅于轼提出这个建议，说明他既昧于中国的现实，又不了解国际潮流，不过是凭着一点过时的教条在想当然罢了——想当然又要提出重大的政策建议，还真是不怕误国病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