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护人员要走出自身利益的城堡

11月29日，广东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布《广东省医护人员精神状况调查报告》，并联合广东省卫生厅举行了医护人员精神压力座谈会。记者从座谈会上获悉，广东省医护人员的总体精神压力较大，39%的医护人员压力达到重度程度；72%的医护人员受到过患者的不礼貌或暴力行为，包括谩骂、恐吓、殴打等；77%的医护人员把导致医
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媒体。(11月30日《羊城晚报》)

这则调查报道，让人不由想起今年9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动态环境下的治安防范与控制》一书中，广州社科院的专家们对广州十年来的治安数据进行系统分析时，特别指出：媒体对各种犯罪案件敢于客观地进行报道，保障了广州市民的知情权，对引导社会治安良性发展发挥了促进作用(9月24日《新京报》)。医患矛盾是社会治安的一部分，那么同样是广东，同样是关乎社情民意的调查，为何两份报告在对媒体的评价上，如此功过迥异、差距巨大呢？

其实应该这么看：“77%的医护人员把导致医患关系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媒体”是一个事实，“媒体报道对广州社会治安的良性发展发挥了促进作用”同样是一个事实，而前一个事实正是后一个事实的印证。这里面的逻辑关系是，因为媒体积极介入到医患关系中去，所以对于社会治安良性发展具有了“促进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近八成的医护人员将医患矛盾的主因归咎于媒体。因为媒体的“促进”，总伴随着它对一些领域的监督或批评。这也就意味着，在对待媒体的认识上，需要改变的不是媒体报道，而是一些医护人员对媒体作用的认知。

事实上，在利益博弈日益加剧，而公众知情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的情形下，媒体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地介入到各种社会领域中去。这是大势所趋，更是包括医疗工作者在内，所有公共领域的从业者正在经历的一个历史进程。这一进程，正在日益改变以往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利益格局，使那些在媒体并不发达之时所有私下里、蒙蔽的、隐秘的解决问题的手段，都必须放到公共的视野里来进行。

就医患关系而言，一直存在着医患双方权利不对等的现实。这一方面体现为医护人员对专业权威的滥用，使得一些医生的地位高高在上，患者只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另一方面，医疗信息缺乏透明度，也导致医患之间信任度下降。所有曾遭公众诟病的医疗费用以及医德问题，都与此有关。而毫无疑问的，作为强势一方的医生，自然很乐意享受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但作为弱势的患者一方，却必然期求改变。媒体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先前那种不对等的局面，因此近八成医护人员将医患关系的主因归于媒体，正是这样一个时期的正常反应。

医护人员需要走出自身利益的“城堡”，敢于走向公共空间参与互动。医疗从业压力大，不是拒绝媒体监督的理由。转型社会，没有哪一个行业或群体是没有压力的。与此同时，对医护人员的法律保障体系不完善也是一个事实，但这同样不是媒体之过。不必讳言，也许在对一些个案的监督中，媒体曾有失偏颇。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必须明白，媒体其实是这样的一种地方：它提供了一个舆论的平台，让所有利益相关人得以在此发表意见，公开博弈。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更加充分的表达才能获得更加良性的互动。因此，即便媒体对某一个案的报道曾引起公众舆论的强烈负面评价，那也未必是媒体太偏颇，而与医疗的“傲慢”有关。遮蔽与傲慢只可能加深成见，矛盾永远只会在坦诚与公开中化解。

据悉，这份《医护人员精神状况调查报告》是广东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受广东省卫生厅委托进行的，调查结果将上报广东省委、省政府，提供决策依据。我们希望，相关决策部门对这份报告中得出的“医护人员把导致医患关系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媒体”的结论，能够理性对待。(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