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漠愈演愈烈催思道德成本

刘晓华

山东滕州男子葛某在散步时目睹了一场车祸，但他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既没救助伤者，也没有向公安部门报警，眼睁睁地看着肇事车辆逃之夭夭。然而，令他万没想到的是，被撞的人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齐
鲁晚报》11月28日报道）

社会中，类似葛某这样遇事明哲保身不管不问的例子并不鲜见，此次葛某因巧遇了自己的父亲，从而增大了这一事件的“新闻价值”。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在评论这样的事情时，总是会习惯性对麻木不仁者口诛笔伐一番，对社会人情冷漠大为感叹一番，但我们却常常忽略了到底是谁让麻木不仁者愈来愈多，社会人情日益冷漠的根源在哪儿。

难以探询从何时开始，像《离开雷锋的日子》中乔安山那样的“不管不顾”地学雷锋之人就越来越少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正是类似乔安山的教训，让更多的人在遇到类似事件时，首要考虑的不再是举手之劳，救人于危难，而是类似于乔安山之类的教训。人们不可预料，被救之人，是否会因为找不到承担责任的“罪魁祸首”，而反把自己的救命恩人当成“替罪羊”，上演一出现实生活中的“农夫与蛇”的故事。

可以确定的是，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会为自己的道德行为期待回报的，但是不求回报的行为一旦变成了“反咬一口”的回报时，有德之人受损失的就不仅仅是物质上，更重要的是一颗善良的心所遭受的重创，以及由此造成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长期心理阴影。于是，在遇到类似事件时，很多人不能不首要考虑个人的“道德成本”问题。当这个成本一时难以计算清楚或是不可预算时，更多的人只能是彻底放弃自己的“道德行为”，选择明哲保身式的默默离开。

正是道德的代价常常远远超出了不道德的成本，我们整个社会的麻木不仁之人才会越来越多，我们整个社会的人情也愈来愈冷漠。而导致这个成本比例颠倒的正是一些看来值得我们同情、救助之人。今天，葛某对老父亲的见死不救，好像是葛某的“忤逆不孝”，似乎是他自己的个人悲剧，事实上，细思一下，这样的悲剧有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只是时间、程度的问题而已。在我们整个社会对道德之人的保护措施未能建立健全，而对“恩将仇报”者的惩罚措施也仅能停留在道德谴责的状态时，葛某的个人悲剧注定将是普遍的社会悲剧。

造成人情冷漠的，并非那些麻木不仁者，因为麻木不仁者非天生的麻木不仁者，许多人之所以成为麻木不仁者，是因为忘恩负义者的直接伤害与间接警示。要改变这种愈演愈烈的态势，无论是对麻木不仁者还是忘恩负义者，简单地批评与谴责，都是收效甚微的，我们需要的是制度，是一套健全科学的社会监督保障机制，比如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