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是否患上了“权利敏感症”？

    李先伦　作者文集

    26日，重庆南岸区长生桥中学一些家长向媒体投诉老师嫌弃差生，动员孩子
不参加明年高考。家长认为这样对待学生不公平；而学校表示这是正常的“高三分流”，实际对学生有好处。（11月27日《重庆晚报》）

    看到这则新闻，笔者的第一反应就是：该学校肯定又要遭到口诛笔伐了。果然，不仅家长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是对自己孩子求学权利的侵夺，网友们更是指斥学校只顾追求升学率，剥夺了学生参加高考的权利。

    从理智的角度看，参加高考是为了能考上大学，而不是过把“瘾”就完。对于那些“几科考试加起来只有一两百分的学生”来说，参加高考实际上已无实际意义，这是需要学生和家长必须正视的现实。与其花费半年的求学成本去追求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升学梦想，倒还不如提早另做其他人生的设计和打算。因此，学校动员放弃高考，虽不乏利己动机，但对这些学生和家长来说，未必就没有好处。

    更主要的是，学校此举仅是动员而已，并不是硬性规定和强制执行，何来的“剥夺学生参加高考的权利”？而且，对于学校来说，根据毕业学生的成绩指出学生的未来走势，帮助家长和学生本人矫正人生设计，又何尝不是在履行自己的教育指导责任呢？

    我总觉得，在当前追求权利保护的语境下，某些人已经患上了“权利敏感症”：凡事只要一看到与权利有关，便不分青红皂白，先入为主地认定自己的权利受到了损害，便向对方挥起了道德大棒。就拿这两天人们讨论最热烈的“拒签致死”事件来说吧，论者们不止一次地指出，与人的生命权相比，医院的制度实在不算什么；冰冷的制度关上了生命的大门，等等。这种说法似乎不无道理，但是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制度设计的初衷本来就是为了保护权利，人们在片面追求某种权利的同时，却在无形之中陷入了另外一种权利侵犯。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在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家属拒绝签字导致产妇难产死亡的事件中，假如当时医院不顾家属的坚决反对对病人施行手术的话，是不是又该有人说侵犯了家属的权利？如果医院在手术过程中病人不治而亡（在病人病危的最后关头，这种可能性很大），这笔权利账又该如何计算？

拥有权利意识是公民社会的标志，但过犹不及，不要弄成“权利敏感症”，以至于疑神疑鬼起来，凡事都要往权利侵犯和权利保护上靠，甚至于连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都要寻找出权利的缺失，都要怒不可遏。权利永远都是相互的，眼睛只盯住自己的权利而忽视了他人的权利，这种权利意识越是强烈，越是敏感，就越显得自私。譬如，家长在指责学校“不公平”的时候，可曾考虑过学校也有按照教育规律施教的权利？我们在指责医院漠视患者生命权的时候，可曾考虑过医院也有尊重患者亲属自由决定权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