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小河区一从事个体经营的男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４年中先后多次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金额累计达１．３万元。近日，该男子被法院一审以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据１１月２５日《贵阳晚报》）。

    ４年行贿１．３万元被判刑？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惩罚的尺度一次次在严打中放宽的尴尬，类似于这样１．３万元行贿即被严罚在笔者眼中竟然如同大熊猫一样可贵，而这样的判决又使得我对２０多年来的反腐败立法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反思。

    １９７９年以来，我国反贿赂犯罪立法方面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刑罚的力度越来越大，从１９７９年《刑法》的行贿最高刑有期徒刑三年到１９９７年《刑法》最高刑无期徒刑，法律不可谓不严厉；二是刑罚的适用范围却是越来越小，从１９７９年《刑法》只要行贿就构成犯罪到１９９７年《刑法》规定只有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才构成犯罪，而商人谋取利益、官员谋取官帽，或私或公往往会被人认为“正当”，于是行贿罕有被处罚的。行贿的处罚力度越来越大，看起来响应了世人反腐败的要求，但是刑罚适用的范围越来越狭窄却是一种实际上对于犯罪的放纵，正是因为“不正当利益”的认定困难，使得一大批行贿者在享有行贿利益的同时全无行贿的风险。

    这是我们不愿意承认但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我们对于贿赂犯罪的打击，在一次又一次的严打中放纵。对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人们惊讶地发现，１９７９年《刑法》有关贿赂罪的规定与《公约》的要求是那么的接近，而１９７９年以来《刑法》的不断修改过程，虽然一次又一次打着严打犯罪的招牌，但是事实上一次又一次地在客观上放纵了犯罪：增加一个“为他人谋利”，于是就确认了不为他人谋利的受贿原来是可以的；增加一个“谋取不正当利益”，也就确认了谋取正当利益的行贿原来是可以的。

    我们应该反思，为何我们从本来拥有一个与国际公约要求相近的法律，变得与国际公约要求越来越远？（邹云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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