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方抹煞工龄的用心当不难猜测，而官方的迅速介入则令人欣慰。恢复旧劳动合同的207名员工为“首次通过法律武器为自己讨回了权益”欣喜不已。但直到截稿时止，惠州汇利日用品公司的劳务纠纷尚未获得解决。

    相较华为公司的丰厚补偿与劳资协议，最近这两家让员工先辞职后上岗的企业不准备付出任何额外代价。一份新协议摆在那里，不让员工详查，只许排队签字，禁止发问、拒绝解释。广州的那家港资公司做得更干脆，资方计划在新合同法实施之前将员工“打包”售出，全部变成劳务用工，从而甩掉合同工相应的财务支出，避免对员工正当权益的保障之责。如果说，华为尚能用高额补偿费获得些微赞许，惠州广州两公司的做法就不仅缺乏有说服力的法律凭据，更将自身置于道德的洼地上。

    当然，这些公司所采取的非常之策并未违法，只是因为有了新劳动合同法的参照，以及新法对劳工权益的偏爱才显得异常唐突。若推及动辄以万千计的底层工人，两家不无势利的公司作为更具有代表性。其实，在华为和沃尔玛中国裁员风波中，资方对新法的误解及仓促应对都被剖析，方方面面的评判都很清晰。新劳动合同法草案课题组组长常凯认为，新法早已预料到会出现如此局面，资方的做法有程序上的纰漏实质上也毫无必要。广东省劳动保障厅在调查华为事件后，更是明确澄清：先辞职后上岗仍然算是连续工龄。可尽管这样，为防止与员工签订无限期合同，资方依旧泯灭不了将工龄“归零”的冲动。

    众声喧哗，无论怎样劝慰资方新法不可怕，规避举动或是无用功，可现实的冲突还是存在并彰显出来。即便有论者讥讽资方的恐惧是为虚妄的强迫症，不过新法的确为劳工权益的自卫提供了武器。虽然劳工积弱的情形未得到根本扭转，劳动违法成本一如既往地低下，政府公权力的介入依旧遮遮掩掩，但新劳动合同法为劳工制造了新的权利屏障。不可否认屏障有被冷落的时候，可一旦资方发起主动攻击，国家足可在法律框架内判定守法与违法，社会也能拿它来衡量资方侵袭的程度。

    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及至实施有时间差，这为资方的规避行动提供了机会。企业自认为必须要对可能出现的不利状况作安排，劳工则在资方的未来防卫筹措中损失良多，政府监管力量仅在立场上支持劳工维护新法远远不够。此次广州市有关部门迅速介入事件，可以视为对资方规避新法行为的积极应对，但典型易树，众犯难责，从一个更广泛的领域内考量，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际，围绕新游戏规则展开的劳资博弈才刚刚开始。

    据最新消息，新劳动合同法的司法解释将在年底前出台，届时“将堵住劳务派遣漏洞”。不过，将众多希望悉数寄托在司法解释上太不现实。政府在这一问题上亟需全面地理解新法的价值取向，在完善技术程序的同时，巩固新法的框架。如此，实则上是将诸多老话题提升至新的法律关系中来解决。劳资自治目前仍旧是一种理想，而在前者虚弱后者步步进逼的态势下，公权力的重心当有所选择。

    从两地劳资纠纷的经验看，强制抹消工龄的工人习惯于冲向劳动部门而不是街头讨说法。这说明劳工在屡受资方打压时并未丧失对政府的信心。而有关部门此次有效作为也堪称及时，但应该看到，对偶发事件的被动救济无法改变劳资力量失衡的基本现实，放眼长远，政府理应着眼于解放更多的劳工权利，培育劳工群体依靠工会组织与资方谈判议价的能力。新法恰好提供了时机和切入口，显然，拓展劳工的权利空间就等于给政府消弭劳资冲突增加时间。所谓资方的归资方，劳工的归劳工。这不仅仅是新法的责任，也是有待完成的国家使命。（南方都市报社论 原题：资方频逼新劳动合同法 国家须为劳工权利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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