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贾平凹的所言属实，那他不啻于为喜欢路遥的读者投去了一枚重磅炸弹。因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路遥被人喜欢不光是因为他塑造出高加林、孙少平之类的人物，而且也来自于他那种为了文学的献身精神。只要是读过他那篇《早晨从中午开始》的长文，谁都知道他为写出《平凡的世界》付出了怎样的心血。而这种呕心沥血式的写作与42岁的英年早逝，显然存在着一种内在的逻辑关联。于是，路遥之死逐渐变成一个神话，变成了文学世界中可歌可泣的传说。贾平凹的说法一出，等于是把路遥请下了神坛，或者用更学术一点的话说，他成了路遥之死的“祛魅”者。

    与此同时，学界似乎也开始了对“路遥热”的反思。比如，在我刚刚拿到的这期《南方文坛》中，一位年轻的博士生就对路遥的“作家形象”和“写作伦理”等问题作出了思考。他认为，路遥通过一系列自传体散文，既呈现了自己“受虐式”的生活和写作方式，也为世人展示了一个“以文学为生命第一要务”的“圣徒”形象，而他后来的英年早逝更是加重了此身份的“烈士”意味。由于“勤劳”与“守成”一直是被国人所赞美的传统的美德，故为此献身，便更能引起人们的尊敬和同情(杨庆祥：《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此文的核心观点对人多有启发，但我以为其写作动机也是在祛魅。

    无论是祛魅式的事实指认还是祛魅式的学理分析，可能都有助于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的路遥，这或许是这次纪念活动的一个成果。但是，我也依然想指出其中存在的一个思维误区。今天健在的作家，显然已经充分享受到了文学市场化给自己带来的种种好处，文学对于他们来说也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意味。在他们眼中，文学可能就是一种赚钱的职业，也是可以在产业链上赢利的一个重要环节。路遥的生命终止于1992年，他再也不可能经历后来文学世界的分化，文人命运的变迁，所以，他那种古典式的写作行为便成为一个“仪式”，他被自己和读者双重建构起来的神话也对健在者、后来者构成了某种压力。布鲁姆有所谓“影响的焦虑”一说，或许这么多年来路遥一直“阴魂”不散，他在读者心目中的位置，榨出了其他作家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为了消除自己的焦虑，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戳穿那个神话。于是，表面上是对路遥的“降格处理”，实际上可能换来的是自己的心安理得。只是，如此一来，这种纪念活动也就变得复杂起来。对于一些人来说，它是真心诚意的缅怀；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或许就成了言在此而意在彼的“释怀”。他们释放了某些有害物质之后，大概就可以延年益寿了吧。

    我想，无论路遥死于何因——是困顿劳累还是遗传基因，在今天可能都已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把文学当成了一项神圣的事业，而不是像他的后来者那样把它当成了一种可以开发的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写作所营造出来的神话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马克思在谈到古希腊的神话、艺术和史诗时指出：“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相对于今天“成人”的老谋深算，路遥呈现出的更多是儿童般的天真。这样，路遥及其写作或许就代表着一个永不复返的时代。这个时代距离我们也就20年左右的时间，却仿佛已像希腊神话那般遥远。如果我们能把路遥怀念到这样一个份儿上，是不是会更有意义一些呢？(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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