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复兴　必须与权力划清界线

对于儒家学术、价值、礼仪在大陆的复兴，笔者向来乐观其成，甚至当代大陆儒者提出恢复或建立儒教，笔者也不反对。但是，笔者自始就明确地对从事儒家复兴与儒教重建的朋友提出一个忠告：依附或者企图官方从事这些活动，不仅不可取，且必定自取其辱。

儒家复兴的一个重要迹象是各地都在祭孔。把孔子当成
神来祭，这做法究竟有多少道理，当然可以争论。不过，某些人士对于别人自发地祭孔冷嘲热讽，显然是中启蒙之毒太深了。既然别人可以尊奉他的神灵，信仰孔子学说者为何不可？更何况，此种祭孔典礼由来有自。

但是，假如祭孔活动由政府主持，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今年山东曲阜的祭孔活动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首次由山东省政府与教育部、文化部等省部机关联合主办，山东代省长宣读祭文，一位副省长宣读“国人不可不知的五句《论语》经典”。

对于当代大陆致力于复兴儒家者来说，这是一个考验。

上个世纪初以来，一干启蒙知识分子惟批孔攻儒是尚，这是对儒家及西方双重无知的产物。不论是相对于为专制出谋献策的法家、为严刑峻法开脱的黄老之术，还是相对于历代皇帝追求及维持绝对权力的欲望，儒家代表的都是一种宪政主义的力量。孔子本人眼见着“郁郁乎文哉”的周礼崩溃，专制的阴影在地平线上升起，乃从礼中发展出“仁”的理念，试图以此驯化未来的专制君主。到秦汉之际，儒生们更是发展出种种学说来驯服权力，其中最系统的是董仲舒，所谓“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要害在于以天来约束皇帝。尽管儒家提出的治理技术已被证明并不完全成功，但至少它表明了一种约束权力的宪政主义政治意志。由这一意志及相关理念或可与西方宪政制度安排圆融对接。

不过，儒家的入世趋向在后世更多地表现为迁就权力，把“国家拜物教”崇拜和“权力依赖症”植入儒家的传统中。尽管如此，每一次儒家复兴，都强调道统高于政统，强调儒学、儒教相对于权力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乃是儒家理念驯服权力的前提。而上个世纪的新儒家基本上接受了自由民主的理念，摆脱了国家拜物教。

至于当代大陆的儒家人物，却与此不同，他们似乎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民族主义者很自然地都有国家主义倾向。所以，在儒家复兴问题上，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似乎都透露出了试图依赖国家权力的愿望。有的人公开而明确地主张国家应当从法律上肯定儒教的国教位置，政府应当在学校开设儒家课程，政府高官应当祭孔，等等。有的人尽管没有明确地这样主张，但对各级政府的扶持、介入，也是心中窃喜。

但是，这样的愿望、反应，乃是短视的。政府的扶持、介入，必然会使儒家复兴丧失全部正当性，有史为鉴。民国初年，袁世凯欲立孔教为国教，运用公共权力强迫学生读经，招来社会公众的强烈反感，而激起知识分子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儒家因此丧失了其在现代社会保留住正常地位的唯一机会。今天，公众、知识分子的心态似乎在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儒家复兴似乎看到一线生机。但是，这一线生机很容易被扼杀。而最大的危险，就来自儒家人物的权力依赖症。

各级政府可能会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扶持儒家，其中最主要的理由恐怕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但也不排除某些郑重其事者。但不论怎样，儒家人物本身似有必要保持清醒的理智，对于政府的热情，反而应当保持足够的警惕。必要的时候，也许需要与政府划清界限，假如他们真的热爱儒家传统的话。权力与教化合而为一，或许可以让儒家得益于一时，但却将使其复兴不可持续。

其实，儒家的每一次复兴，都始于民间。这一次也不例外。而且，在启蒙后的今日中国，儒家假如借助权力，或者只是流露出依赖权力的样子，就会引起广泛的反感，而使其复兴大计归于失败。相反，儒家如果把目光完全放到民间，致力于社会建设、道德重建，自然不排除其复兴的前景。甚至可以设想，假如儒家果有不世出之人物领导，凭借其伟大的人格和先知般的勇气，甚至不排除儒家真的成为国教。然而，即便此时，儒教也只可能是事实上的国教，而绝不可谋求成为法律上的国教。只要作此之图，儒家立刻就会被公众抛弃。而在儒家复兴之初就幻想政府将其设定为国教，只能说是纯属疯狂。

儒家能不能复兴？这取决于当代儒家人物能否就儒家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上作出明智的选择。假定这些人士明智地拒绝权力的诱惑，而致力于独立发展，那儒家复兴未必没有可能。假如他们与权力勾肩搭背，则儒家断无复兴的可能。（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