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语言大学45周年校庆期间举行的“社会文化建设与当代大学的责任”论坛上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批评说，现在一些大学功利主义抬头。他还认为，大学的官本位倾向也在影响着学术的发展，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也就会逐步失去色彩。(9月9日《新京报》)

    这话说得固然好，但由教育部副部长说出，还是有些怪怪的。事实上，如今的学界，从职称考评—学术著作出版—论文发表—研究课题申报—经费划拨—人员调配等，所有环节都隶属于一个科层制的控制结构，按照级别决定资源去向，就是制度权威的体现。而这一切“规矩”，不正是教育部所主导的现行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体制么？

    教育部批评大学官本位，似乎占据了道德高地，也间接洗清了“大学官本位与教育部有关”的嫌疑。但这层关系不是想脱离就能脱离的。学术造假、利益寻租乃至豪华办公楼等政绩工程不断，完全都可以从官僚化制度中寻找到影子。作为教育领域的主管部门，对于处在教育金字塔尖的大学出现种种过度功利主义倾向，理应负有首要责任。

    教育部既然已经认识到官本位对大学独立性造成的伤害，那么就应该从如何“解套”入手，首先还原大学自由开放的属性，释放以教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独立思考的天性。学者的道德性又来自其独立性：学术本身就是事业，就是职业，它不需要依附于政府或其它社会势力，它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它也能够独立存在下去。由于从事的是独立的事业，所以学者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教育部应该减少对大学内部运行体制的过度干预，应该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尽快启动大学“教授治校”、“专家治校”模式。

    教育部应当重构与大学的利益一体化倾向，而不是一味成为政府的传声筒。教育部应当保障科学、民主和创新的大学精神，在各种场合公开倡导，为大学尽力创造一个宽松的外部氛围。教育部除了要克制自我对大学的干预冲动外，还要抵制其他政府部门乃至地方政府对大学的不合理要求，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规律认真办学。比如各地纷纷建立所谓“大学城”，或者为了申请财政拨款指标硬把一些大学“拉郎配”，都是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教育部应坚决抵制，作好大学的“真理代言人”。

    之前，已经退休的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指出，中国绝对不能按照市场经济办教育；现任教育部长周济说，民众对高等教育的许多批评是教育部的工作动力。这反映出不少教育部领导对现行教育体制弊端的清醒认识。但口号过后应当是行动，教育部必须从传统的管理本位主义转型为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从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者变成与大学平等对话的交流者，改革以往的管理弊端，扎实推进大学独立自由开放学风的培育工程。也只有这样，教育部才有资格对大学官本位现象进行理直气壮地批评，并拍着胸膛说，我们已经全力为你们(大学)创造了良好环境，你们为什么还不能驱逐官本位风气？否则，教育部批评大学官本位，就成为典型的制度反讽。（毕舸）

相关报道：

教育部副部长：大学官本位影响学术发展

谁给大学生打上官本位烙印

“官本位”不是价值，也不是传统

求职官本位：倾斜的社会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