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无奇不有。安徽省一位名叫张绍仓的厅级官员因涉嫌贪污、受贿受到司法审判，在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这位贪官掏出一份长达四页纸的悔过书，含泪念了一遍，恳求法庭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不巧的是，某报记者看到这份悔过书，竟有似曾相识之感，经过一番查找对照，发现张绍仓的悔过书在多处涉嫌抄袭成都另一名贪官的悔过书。后者的悔过书曾以“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为题，刊登在《检察日报》上。

    悔过书也抄袭，当然与原创力缺乏有关。大多数官员本来就不是写作方面的行家里手，在位的时候，自有秘书打理一切文字事宜，只要打打官腔说说官话就行了。可是一旦落入法网，过去的写作班子全然派不上用场，偏偏又要用悔过书来打动法庭，万般无奈，也就只好用抄袭的办法来糊弄过关了。

    抄袭悔过书，是一件很伤群众感情的事情。张绍仓的拙劣之举被媒体披露之后，自然引起了众人的愤怒，有识之士纷纷撰文分析其根源，继而痛斥贪官悔过的虚伪与不可信。

    这些饱含愤怒的批评当然都是很有道理的。不过话说回来，当贪官站在法庭上，昔日的官威荡然无存，严厉的刑罚迫在眉睫，你又究竟想看到他念出怎样的悔过书呢？从近年来见诸媒体的悔过书看，长达万言者有之，言辞恳切者有之，追思童年之艰辛以致感人泪下者有之，深刻忏悔过错让人顿生怜惜者有之。但那又怎么样呢？悔过书写得再好，能够改变他们贪赃枉法、聚敛钱财、买官鬻爵、结党营私的事实吗？当然不能。悔过书再有文采和原创性，能够改变法庭“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量刑标准吗？当然不能。悔过书再深刻再真诚，能够警醒那些以权谋私的人吗？也未必能。所以，悔过书抄袭与否诚恳与否，其实并没有本质意义。

    贪官悔过书古已有之。大贪官和珅落入牢狱之后，就曾写过一份诗歌体的悔过书，但他并没有如实交代家里的金山银山是怎么得来的，反而不无骄矜地感叹道，“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生”。时下的一些悔过书也很有点和珅体的味道，虽然表面上反复忏悔自己的过错，但字里行间又总是邀功摆好，比如个人能力有多强、自己为国家和社会做了怎样的贡献，更多的篇幅则用来证明，贪官之所以走到穷途末路，与缺乏监督是有着因果关系的。这样的悔过书无论是追忆自己的成长历程，还是反思个人的堕落过程，无非是要感谢组织的培养之功，分析腐败变质的社会背景，从而试图为违法犯罪行为找到开脱的途径。

    总的来说，悔过书已经成为当下的一种“应用文体”，一种延伸到牢狱里的另类官话。只要对网络稍有了解，就能很容易地找到悔过书的写作指南。自我开脱型的悔过书，已经丧失了它本身应有的反思、忏悔、醒悟、劝诫、警世等功能，而是被巧妙装扮起来的辩护词。这样的悔过书越是富有原创性，就越是具有欺骗性；这样的悔过书越是感人至深，就越是令人厌恶拒斥。相比之下，张绍仓索性抄几段别人的悔过书应付法庭，反倒显出几分“朴实”的意味来。

    落马的贪官前赴后继，太多的贪官悔过书也让公众产生了“审丑疲劳”。与其纠缠于悔过书的原创性，倒不如呼唤另一种更有现实意义的文体，比如，某个地区某个领域出现了众多的贪官之后，负有失察之责的机构和领导能不能写点有针对性的总结与检讨呢？就算它不如悔过书那样富有戏剧性和动情，至少可以为反腐大业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蔡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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