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席上的行贿人为何"面露喜色"

原北京远东德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冬辉，向多家医院院长、科室主任等人行贿达160余万元。8月31日，丰台法院以单位行贿罪判处北京远东德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罚金500万元，判处赵冬辉有期徒刑1年6个月。法官宣判的话音刚落，赵冬辉便面带喜悦地回头向坐在旁听席上的家人低声说了一句：“还可以！”（9月1日《
竞报》）

一句“还可以”，或许表明赵冬辉自己也认为判得有些轻了。众所周知，行贿与受贿是“对合性犯罪”，本是一对连体怪胎。从我国近年来居高不下的腐败案件数目来看，行贿之烈，丝毫不亚于受贿，其毒素已渗透和侵蚀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国家税收减少和公有财产被侵吞。但相比其严重危害性，法律对行贿者的追责却显得微不足道。

究其原因，首先是在立法上对行贿者的处罚要轻于受贿者。刑法规定，受贿犯罪“起步价”是5000元，行贿则是1万元，而单位行贿20万元以上才以犯罪论处；受贿可被判处死刑，行贿罪最高刑罚是无期徒刑，单位行贿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至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次，是实践中贿赂案件侦破过分依赖行贿者的配合，很多人认为贿赂犯罪是“一对一”的犯罪，往往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直接证据十分有限，司法机关为争取行贿者作证，只能以不追究行贿者的刑事责任为代价，来打击更为严重的受贿犯罪；另外就是观念上对行贿犯罪的危害认识不足，常把行贿人当成“受害人”，对他们相对来说要“宽容”得多。

正如有学者指出，重受贿轻行贿就如“一方面我们枪毙感冒患者，毫不留情，另一方面却放任各种病菌的蔓延，去感染健康人群”。事实证明，对行贿者“从轻发落”的做法是十分有害的。在立法上，我们应考虑加大对行贿者的惩处力度，必要的情况下应对行贿罪与受贿罪实行同刑处罚，即对同一贿赂案中的行贿人与受贿人处以相当的刑罚，即使是行贿未遂，也决不放过。同时规定，行贿受贿双方一方先交代罪行，则对对方从重处罚，置行受贿双方于“囚徒博弈”的境地，以瓦解其“攻守同盟”。另外，要加大对行贿的经济处罚力度，真正使行贿成为高风险的行为。如此一来，站到被告席的行贿者还会面露喜色吗？王威（江苏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