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程序错在哪里

最近随机调查了几十名即将上毕业班的大学生，初步得到以下结果：35%的被调查者表示大学最后一年的主要任务是考研、专升本，45%的被调查者表示最后一年的主要任务是找工作，80%的高职生被调查者表示，最后一年将主要在校外实习，只有不到10%的被调查者表示，最后一年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大学学业，做好毕业设计。

询问有关学校，笔者得到这样的回答———本科学校告诉我：“现在考研竞争这么激烈，找工作压力这么大，大学第四学年，学校的课程不可能像以前要求那么严，主要交给学生复习，找工作，何况大学生的心思也不在学校里、课程上了。”高职学校告诉我：“高职教育必须以就业为导向，学生就业情况不好，一切都是空谈，第三学年让所有学生都去校外实习找工作，是很多高职的普遍做法。”

如此一来，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学本科四年变成了三年；高职高专三年变成了两年。如果再往前推，高中三年，最后一年其实在全面进行复习———高中学两年，全面复习一年。

从“效率”上说，这样的教育，“衔接”十分紧密，而且，也是当前升学压力、就业压力下不得已的选择。可是，如此的教育，不但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让教育偏离应有的方向。

拿考研来说，按理，申请读研、报名考研，应该在取得学士学位之后，可是，应届毕业生准备考研，是在大学四年级上学期，参加考研，是在大四上学期结束，这个时候，所有应届毕业生都只是准学士学位获得者。于是，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名学生因全力准备考研，耽误了大学课程以及毕业设计，学校念其已经被某校录取，而在课程要求与毕业设计中“放其一马”。有的学校甚至为了鼓励学生考研，主动降低正常的本科教学要求，以便学生能在考研竞技场全力以赴。

拿就业来说，按理，学生择业，应该在大学毕业之后开始，这样，可以保证大学教学的质量，但是，学校在每年9月就公布当年应届毕业生就业率的压力下———国外统计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往往在学生毕业一两年之后———无不要求学生从大学四年级一开始（甚至提早到大三下学期），就认真准备寻找工作，辗转于各人才市场，而大学生也担忧毕业之后工作无着、衣食无着，于是无不希望能早点落实工作单位。由于在校学生尚未取得毕业证，无法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所以，双方只能签订协议书，而在学生毕业之后，学校还将发给学生“报到证”，以此证明学生的身份，让学生去用人单位报到，并签署正式的劳动合同。可以说，协议书、报到证，都是由于就业工作前置而新增的环节。

再拿高考来说，按理，高中教育的责任，在于让学生达到高中会考的标准，培养合格的高中毕业生，而此后高中毕业生选择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报考大学，事实上，是高中毕业生的个人选择。学生在社会上参加考试，而且升学情况好坏，不与高中教育直接挂钩，方可使高中教育能立足高中，而不是一切为考大学做准备。

这样的教育导向，引导基础教育围绕“升学”来安排教育教学，引导高等教育重视职业化、功利化、技能化的教育，而忽视非职业化、非功利化的教育。而相关的制度安排，也充分体现这样的导向。

同样，对于教育的功能，大家的共识不是让受教育者得到受用终身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价值观念，而是能升入好学校，能找到好工作。那些能让受教育者更好升学、更容易找到好工作的学校，就越容易受到受教育者的追捧，而学校为升学、为找工作而采取的各种“挤出其他教育”的措施，也往往得到一致喝彩———受教育者会认为：“学那些无用的功课有什么用！”———这又将促使学校在强调升学、强调就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功利化的教育，在短期，可能会满足受教育者的功利需求，而从长远看，则可能导致受教育者“有名无实”，缺乏与身份相对应的能力与素质。

改变教育程序的错位，不但需要改变教育导向及相关制度———比如考研制度、高考制度，改单一的评价标准为多元标准方式录取，使学生不至于在考试上耗费大量精力，即便“程序提前”，与学业并行，也不至于造成对其他教育的“挤出”。还需要整个社会转变教育观念，要明晰哪些“功能”应该由教育承担，哪些功能不应该由教育承担，当教育不能完成本身的职责，却去承担其他职责时，必将导致教育质量缺乏保障。这是导致大学生供给数量多，而用人单位却无法寻找到合适自己人才的重要原因。（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