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8月16日《南方周末》报道，国家药监局已经更换了六七十位局级和处级官员，除了大规模的轮岗，一些敏感位置上的官员从外面调进。在整风活动的两个月内，共清退了医药企业350万股股份，登记上交了260多万元的礼金。

    换官员、整风、廉政学习、发禁令、大讨论、清理药品文号、向药厂派驻监督员……《南方周末》以“刮骨疗毒”形容这些动作。应该说，新药监局领导的决心不小，动作幅度也够大，但究竟能否收“刮骨疗毒”之效，尚有待观察。

    检讨郑筱萸、曹文庄、郝和平等人的堕落轨迹，和每一位权力寻租的贪官一样，个人的原因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体制之弊。如果说，贪婪的人性是内因，那么体制的漏洞就是外因，内因在外因作用下，经过量化到质变的蜕变，才会出现今天的结果。

    回顾国家药监局的“郑筱萸时代”，药监体制最大的弊端莫过于权力单向集中、缺乏制衡、暗箱操作、监督乏力……所以郑筱萸才能呼风唤雨，成为巨贪，祸国殃民。就目前药监局的“新政”——换人、整风、学习、讨论、清理等等，换了多少官员、清出多少股份，上交多少钱物，看似成绩辉煌，其长远效果却不容乐观。在药品注册所产生的巨额利润面前，药监局官员的定力有多大？这个阵地能否经得起“银弹”的狂轰滥炸？谁能保证不出现第二个郑筱萸、曹文庄、郝和平？“前腐后继”的现象以前也出现过。所以说，药监局在更换官员的同时，更要换制度，用制度保障才是终极保障。

    一种公认完善的监管权，至少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专业、独立、透明、公开；二是具有行政问责机制；三是具有法律上的受诉机制。像美国药监体制下的监管权，是一种由透明程序、专业执法、企业自律、市场制约与法制惩戒及行政问责等共同构成的社会监管网络，其行政监管机构的权力只是这一网络中的一个环节，它受到各方面的制约，没有绝对的、不可挑战的权力，从而保证其最大程度的执政为公。

    中国的药监体制虽然师法美国，可是，这种师法流于形式，只得其皮毛。中国的药监，除了行政监管，缺乏他律，因此难免出现像其他行政领域一样的体制流弊。只是药监官员的腐败会死人，危害尤烈。笔者个人认为，药监改革，就应该从这方面入手，把权力制衡与监督提到最重要、最优先的位置，然后才考虑其他问题。（练洪洋）




                   从高官堕落轨迹看权力腐败的症结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总是滋生于权力，又寄生于权力，林林总总的各种腐败现象，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最终归结于权力的滥用和权力的变异。

    实践证明，权力始终具有两重性，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和运用方式，心底无私的人把权力看作是党和人民赋于的神圣责任，掌权为公，执政为民；心存邪念的人则把权力看成是谋取私利的法宝和敲门砖，为谋取私利而滥用权力，产生腐败。

    反腐倡廉需要标本兼治，需要系统和完善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可以说，我们党在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这些成功经验对于今后的反腐倡廉工作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相信，有党的正确领导，有执纪执法部门的大力监督，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遏制权力腐败工作就一定能够取得新进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就一定能够取得新成效。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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