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重庆律师周立太的遭遇，8月26日《新京报》刊发《以司法努力化解“民工律师”之怒》的社论，提出合理运用惩罚性赔偿，缓解民工与律师之间的紧张关系。笔者认为在目前缺乏相应法律支撑的背景下，这一建议很难立即见效，而推行“律师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则更为切实可行。

    在情理上，民工维权打官司所花费的律师费，是由败诉方的欠薪企业侵权、违约行为造成的，如果这笔费用完全由民工负担，不仅“有理的”民工会感到很“委屈”，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不能体现司法公正，还会产生当事人“赢了官司输了钱”的不正常现象，对“无理的”欠薪企业无法起到有效的教育制裁作用。

    在法律上，尽管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诉讼费用收费办法》仅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而对胜诉方的律师费未作明确规定，但这并不构成法院发挥司法能动作用、形成相关公共政策的障碍。

    比如1999年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就明确了胜诉方律师费用由败诉方承担的原则：“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三人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担。”又比如2001年修订的《商标法》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这里的“合理开支”，显然应当包括聘请律师打官司的费用。

    这些规定虽不是直接针对民工维权官司的，但这也说明：我们可以在弱势群体维权上再努一把力。其实，在国外，不论法律是否有明确规定，律师费用由败诉方当事人承担，已是较为通行的一项司法准则。这对正处于法治秩序构建阶段的我国而言，其借鉴意义不言而喻。（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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