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中国资本市场的最大亮点无疑是几大银行股。继2006年年报之后，无论是以A+H方式在两地上市的工行、中行、交行，还是今年9月即将回归A股市场的建行，再一次向投资者交出令人欣慰的“答卷”——2007年中报：工行，实现净利润413.9亿元，同比增长61.4％；中行，实现净利润295.43亿元，同比增长51.68％；建行，实现净利润342.55亿元，同比增长47.5%；交行，实现净利润89.18亿元，同比增长37.43%。

    四大国家控股商业银行，以其稳健成长的业绩，既证明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成功，也昭示了我国银行业未来发展的前景。

    回首本轮改革前，国有商业银行发展艰难状况仍历历在目。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家采取的一系列财务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状况，但并没有解决其体制和机制上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到2002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迅速反弹，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当时，国内外各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权威金融机构、专家学者和知名媒体，都对中国银行业的健康状况表达了严重的担忧，认为中国的银行体系是“定时炸弹”，在今后的几年中可能引发金融危机，严重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凝聚社会各方面对改革紧迫性和必要性的共识，作出了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重大决策，以改革化解历史积淀的金融风险、促进金融的稳定和发展。

    发轫于2003年底的以制度变革为主线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可以形象地概括为“三级跳”。

    第一跳，财务重组，成立股份公司，走整体改制之路。改制前的国有商业银行，是企业而不像企业，非财政却又履行着诸多财政职能。与产权不明、职责不清相伴的自然是效益低下。如果说，在改革前期，因为要替国企改革“埋单”，国有银行难以迈开自身改革的步伐，那么，进入21世纪以后，当改革之剑直指包括资金和资本在内的要素市场之时，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便刻不容缓地提上了日程。然而，在改革路径的选择上却不无争议：是选择相对容易的将部分资产剥离出来另起炉灶，还是选择比较困难的整体改制？最后，有鉴于前期大型国有企业改革中“一企两制”的教训，改革者们毅然选定了艰难但却是彻底的整体改制之路，从而一步到位地把国有商业银行全盘装进了现代股份公司的框架。

    第二跳，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这在当时是颇具争议的一跳，即便时至今日，关于股权“贱卖”的批评仍然偶有耳闻。善意的批评者们往往忽略的是体制转轨的艰难。而在实际操作者看来，要减少干预，必须促进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增强市场约束；要促进发展，必须通过“捷径”引“智”和引“制”，提升自身实力。从实践看，战略投资者不仅给国有银行带来了先进的产品开发、风险管理、金融创新理念，而且切实有效地提升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

    第三跳，不仅在境内资本市场发行上市，而且要到境外资本市场发行上市。这一跳的意义最为深远。这意味着要遵循境外发达证券市场的游戏规则，要接受国际资本市场的监管，要接受国际中介机构的审核……一言以蔽之，要向国际现代金融企业的高标准看齐。

    工、中、建、交四家银行的上市方案，起初都是以A+H同步首发的模式设计的。在交行和建行发行时，由于国内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特殊原因，只能在香港先发H股。当A股市场恢复融资功能后，中行和工行先后在A股市场成功发行。其中工行的A+H同步发行，创造了国际资本市场的多项纪录。至此，四家改制银行全部成为国际公众持股银行。

    每一次跳跃，都面临了艰难的选择；每一次跳跃，都经受了严峻的挑战；每一次跳跃，都实现了向更高层面的质的提升……三级跳，使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跳出了传统体制的窠臼，跳上了国际金融大舞台。

    银行改革“三级跳”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单个银行和银行业本身。一方面，资本市场使国有商业银行实现了“脱胎换骨”；另一方面，工行、中行在A股市场的发行上市，对境内资本市场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其一，大大扩大了A股市场规模。两家银行上市后，上海A股市场的总市值增加了1.4万亿元，增幅达42%。

    其二，显著提高了A股市场的投资价值。两家银行的盈利能力强，分红水平较高，是理想的投资品种。它们的上市，增加了我国资本市场价值型股票的供应量，有利于“良币驱逐劣币”，进而大大增强了A股市场的吸引力。

    其三，对市场的稳定起到了明显作用。工行和中行因其市值大、业绩稳定，有利于形成A股市场的价值中枢，成为A股市场的“定海神针”。众多资产管理机构都不约而同地将这两大银行的股票作为必配品种，便是一个明证。

    由此可见，四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变革，既实现了银行业改革与发展成功的“三级跳”，也为我国新兴资本市场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演奏了一曲互动双赢的协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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