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作者文集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李培林所长，日前在接受采访时大声疾呼：我国要改善民生，但不能超越经济发展的水平，要防止“福利主义倾向”（8月23日《上海证券报》）。

    讨论问题首先要搞清概念，什么是“福利主义倾向”？一般是指福利的水平超过了经济发展可以承受的水平。从国际上来看，其规律是，经济是一种波动的曲线，有增长，有下降，是弹性的；福利增长的曲线则是一个斜线往上的，是刚性的。因此一旦福利使经济不堪重负，也很难再降下来，因为这会在社会造成很大影响。

    这条“规律”，其实首先就不能被中国的经验所证实。比如中国原来国有企业的工人，就是享有很多福利的，但后来认为这会养懒汉，影响效率，在经过一番“以三铁砸三铁”的努力之后，“福利增长的曲线”也就开始从“斜线往上”，急剧转变为“斜线往下”，好像也没有产生什么不得了的影响。有的地方用仨核桃俩枣“买断工龄”了，“斜线”趋近于零，地球不还是照样转吗？

    但目前在国际上，主要是在欧洲，反对“福利主义倾向”，确实是一股颇为时髦的潮流，原因就在于，那里的福利水平，真的有超过经济发展水平之虞。比如瑞典等欧洲国家的福利制度，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这些国家制定了全球最完善的、以税收为基础的福利制度，包括：教育资助、免费医疗、失业救济、老人照料、养老金支付、残疾人救助、单亲父母津贴、家庭和儿童保护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政府对公民照顾得无微不至。

    过分发达的福利制度，也的确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一是税收过重，仍以瑞典为例，瑞典的所得税为累进制，收入越高，纳税越多，高收入的企业家、商人、明星等所纳的税可占其总收入的80%。在今天这样一个人员和公司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流动的全球化时代，许多专业人士和公司开始迁出瑞典，以逃避高税收；再一个就是慷慨的社会福利还使许多人陷入了对福利制度的长期依赖，真的养了懒汉，因为他们觉得工作与否无所谓，靠领取失业补贴和社会救济，就照样过得不错。

    但李培林所长之呼吁要防止“福利主义倾向”，却显然不是指瑞典或者欧洲，也并非是在探讨一个无关现实的纯理论问题，而指的是今天的“我国”——这就完全是无的放失之论了。因为就中国的社会现状看，除了公务员以及部分垄断企业的员工享有比较完备的福利外，大部分中国的民众，并不是苦于“福利过剩”，而是苦于“福利不足”。

    比如教育、医疗、住房等，在欧洲及瑞典属于理所当然的社会福利，但在我国，却基本都要民众自己掏腰包。实际上，在今日中国，无论是要解决民生问题、构建和谐社会也好，无论是要壮大中产阶级队伍、保持社会稳定也好，也无论要拉动内需、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也好，主要的政策取向，都应该是增加社会福利，而不是减少社会福利，这已经成了一个基本的社会共识。

    李培林所长警告要防止“福利主义倾向”，有理论的依据，有欧洲现实的依据，却偏偏没有中国社会现实的依据，这一奇特的逻辑，让我想起了卢周来教授对那些总是从发达国家的实际出发，来制定中国国内政策的专家的批评——穷人富嘴。话是俏皮了一点，但的确是很贴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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