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精神遗产，我无意全盘否定；但遗产是否全属良性资产，只怕未必。国学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积淀，凡不利于专制统治的，概在禁毁之列；能流传下来的，至少对专制无害；能成为“主体思想”的，必定于专制有利。由于国学的定义过于宽泛庞杂，本篇只论愚民的话题。

    老子说：“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是豢养使役“会说话牲口”的无上权谋；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剥夺民众知情权的经典论述。也许有人会以重新标点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来证明孔子有民主思想，我也懒得跟他抬杠，毕竟自西汉以来的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是按第一种断句理解实行的。

    老子和孔子这些论述，均属供统治者参用的治术。秦始皇不信这些，以为焚书坑儒可愚天下，最后反愚弄了自己。他治国靠的是铁腕强权，只有一手硬，农民起义一爆发，帝国迅速解体。汉帝国君主鉴于前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治国以“霸王道杂之”，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强权与教化两手齐抓，两手都很硬，就显得比赢政高明多了。此后佛教、道教也逐渐被统治者采用，最终形成了以儒教为主导的儒、释、道中国特色思想文化。

    儒教其实是以伦理为宗教，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教化百姓各安本分，其中就包含很多愚民的设计。稳定压倒了一切，汉王朝的寿命因此延长了许多。但西汉加上东汉，也只有四百多年，后来唐宋元明清等大一统王朝的更迭，短的未过百年，长的不到三百年，哪个也没有传之万世——这是“历史周期律”在起作用。

    中国历史上的周期性动乱，概因强权下的社会分配逐渐失衡，教化随之失去道德价值，强权与教化捆绑的超稳定结构一旦解体，从有序到无序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即刻发生，其结果必然是颠覆性的。长期压抑的能量瞬间释放，足以令温顺的愚民突变为暴民，就这个意义而言，动乱也是愚民政策的后果，此为历代开国君主始料未及且最不乐见之事。

    中国历代的政治设计，不谓不周密，其间只缺一个要件——民主。刘备与诸葛亮作“隆中对”，天下大事都论到，惟独不可能谈民主，以他们的思想境界，顶多只懂得“为民作主”，这是无法苛求于古人的。历史翻过一千七百多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与顾维钧在中南海对谈，袁氏犹不知民主为何物，最终以称帝招致身败名裂。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两个“凡是”解放了思想，才有了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但“凡是”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至今有一些“凡是”的活化石，仍在坚持不懈地要求开历史倒车；每个时代都难免产生“凡是”，摆脱了前两个，还会有第三、第四个；甚至一个基层单位领导的指示，也都有可能成为“凡是”。政治文化中的金科玉律，往往成为执政理论创新的主要障碍——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当经济发展中的分配不公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时，固有的意识形态资源依然枯竭。试图理论翻新的“民主社会主义”，引发的是新一轮纠缠不休的激辩，远水未解近渴。与此同时，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复古思潮却大行其道——历史总是在重复。

    自清末的维新派到二十世纪的五四先贤，无不以“开民智”为兴邦之道。现代国家的教化，自应以建设公民社会为前提。愚民政策在封建时代是有效的，进入信息时代就丧失了作用。

    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正在改变世界，也必将改变中国。历史的脚步越来越快，随着民权意识的觉醒，各种“凡是”已经大大缩水，在功效上难以愚民，却常常“愚官”，套用一句老话，叫做“领导落后于群众”。那种“中国人不配享受民主”之类的陈词滥调，今后还是少弹为妙！

    将众人变成哑巴，自己也会又聋又瞎。欲愚天下者，天下之至愚也。（章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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