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快报》8月14日报道称，闽商苏先生、郑先生等人组建的山西长治市杰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房地产开发中的纠纷，被山西省长治市华茂副食果品有限公司起诉。案件判决后，山西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时，向杰昌公司下发执行通知书，要求该公司支付20万元案件执行费和150万元“实际支出费用”。

    人们从中可以找出一些潜行于今的司法实践中的“潜规则”。如当被执行人及许多律师和法官都表示没有“实支费”这个收费项目，国家也没有此项规定，法院如此收费令人难以理解时，长治中院执行局一位副局长竟说，“我不管你那些资料是哪里查的，我们不听国务院的，只听法院的。”的确，“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如果执行局的法官强调的是对法律的尊崇也无可厚非。从杰昌案来看，由于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自今年4月1日才正式施行，而杰昌公司收到长治中院执行通知书的时间是在今年2月12日，因此，在执行费的交纳上的确不应听“国务院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而应听“法院的”。但其时，由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仍在生效期内。那么听“最高法院的”此案又该如何处理呢？

    依《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8条的规定，申请执行案件，执行金额或者价额在一万元以下的，每件交纳五十元；超过一万元至五十万元的部分，按百分之零点五交纳；超过五十万元的部分，按百分之零点一交纳。但这项申请执行费，是在由申请人申请强制执行的情况下才需交纳的。而据杰昌公司的说法，早在一审判决之后，杰昌就已把相应的部分房产留置并报备至房管局，根本不需要强制执行。即便我们不能相信杰昌的片面之词，依法杰昌也只应承担14720元的执行费。而法院却狮子大张口，喊出了170万的“天价”，甚至连法院买了6部新车的车款，也被计算在内。这种赤裸裸的盘剥或勒索，令人实难相信是法院所为。

    当然，于法无据的“实支费”并不是铁板钉钉，而是可以讨价还价的。执行局的某负责人曾对被执行人交底说，整个法院一年收入也才1000多万元，平时办案大多只有几千元或几万元，最多也才几十万元，杰昌的案子是个大案，占了法院年收入的十分之一。

    这个收费数额是法院院长亲自定的，执行局是“当家不做主”。但这位负责人也表示说“至少得100万”。

    在这位执行法官的口中，“收入”一词已应用娴熟，这法院在他眼里更像是一家商业公司了。至于为什么要向杰昌收取“实支费”，执行法官也有阐述。这位执行局的副局长说，“如果你不支持我们，我们怎么支持你们”，并称一旦杰昌公司交了执行费，法院就会帮忙解决杰昌公司面临的其他问题。

    原来，法院是将对被执行人的“支持”打包出售，只是卖者这朵“落花”有意，杰昌这趟“流水”无情，不肯买法院的账。因此，法院才会抱怨说，杰昌公司一点人情都不讲。

    当一个法院在跟一个当事人谈交易的时候，如何让人们相信这个法院会出产公平与公正？（王刚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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