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最近说，“房子就应该为富人建，房子、车子、飞机都是为富人造的，富人就是中等收入以上的人群”，“到处都是替穷人说话的，没有人替富人说话的，富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任志强才是真正关心群众”。

    茅先生这些言论都在网上引来诸多批评。薛涌先生在其个人博客上的文章比较有代表性。薛涌批评茅于轼的第一论点就是中国并没有“穷了几千年”，因此，仇富与中国穷挂钩不是真命题。

    薛涌的观点除了紧抠一些旁枝末节外，笔者基本认同。笔者读了最近一篇《新财经》专访茅先生的文章，文章标题是：《我就是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茅先生乍看是有理的，很有迷惑性，但是仔细分析一下，他所说的“替富人说话”的提法还是不合适。

    茅一直说的“为穷人做事”，是指他1993年开始的山西吕梁地区“小额贷款扶贫”项目。他自己的说法是，“现在农民有钱贷，能帮他们脱贫，我感到很欣慰，我希望这个项目能够持续运转下去。”此外，许多报道也表明他出资开办一家有公益色彩的保姆学校。

    但是他要替富人说话的这个富人是谁？哪个群体？其实是判断茅近期观点最重要的地方。“富人就是中等收入以上的人群”，这是茅于轼的话。从法律用语来理解，“以上”一般包括本身。也就是富人是中产阶层及巨富。

    如果按欧洲的标准来看，中产阶层人数最多，靠政府救济生活的穷人群众是非常少的。而巨富同样也是非常少的。因此，茅所说的房子特别是商品房就是为富人建的，是非常在理的。

    但是事实上笔者发现自己上当了。

    可以看看他的另一段话：“美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穷人富人都属少数，中产阶级最多”。这个富人的界定明显与上述的富人有冲突。

    而解决这个矛盾的答案在于茅之前的另一说法：“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都起不了这样的作用。只有企业家才有这样的能耐”。

    茅于轼所指的“富人”其实是收入达到一定高度的企业家。从德国经验来看，东德地区至今仍是该国的经济贫困区，原因就在于缺乏企业家精神。因此，茅于轼如果从鼓励企业家精神、给民营企业以合理地位这个角度来说，笔者举双手赞成。但如果说房子是为这一群体所造。真是不可思议。

    开发商任志强曾说，“我们希望政府不断地宏观调控，因为调控一次，房价就涨一次，开发商就乐得合不上嘴了”，“90平方米都是不合适的，住房大概134平方米是合理户型”，我不是众人的代言人，在我自己的印象中，这种商人在欧美等国可能不多。但我知道他就是个卖房子的人，因此，他说住房应该达1000平方米，我只会微笑处之。因为不值得跟这种人计较。

    但是，茅于轼是公共知识分子。中国目前的基本国情仍然是，电器工、纺织工、管道工还是穷人，农民工也不见得每月都能赚1000多元，而城市白领赚5000元也不多。这个阶段如果张扬地宣称为富人、特别是巨富群体谋更多福利，有点超前了，套用吴稼祥的话是，无异于给婴儿发安全套。（吴木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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