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文艾利用伪造的芬兰司法部邀请函带队出国旅游而遭中纪委查处一事，这两天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徐文艾此次马失前蹄，真的是因为公款旅游吗？恐怕还是因为那张假邀请函，使徐文艾带队的“公务考察”带来了恶劣的“国际影响”。

    事实上，中国公费旅游的恶名早已“名声在外”。前南斯拉夫的官员曾经开玩笑说过：“中国人就是爱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韩国政府高官访华时曾直言不讳地提醒，不要借考察新农村建设之机搞公费旅游；今年5月14日，南非华人社团代表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对“中国公务团频赴南非”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中国公务团”一年在南非至少要花公款5000万元。个别政府官员还带着企业老板为他们买单。

    中国官员仅南非一地每年的公款旅游耗费就达5000万元，看来全国公款旅游每年耗费公帑3000亿元之说绝非虚言，这还不包括企业老板买单的部分。现在围绕公费旅游，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伪造邀请函，只是公费出国旅游中一个公开的秘密，国内旅游界甚至为此发明了专门的术语，把真的邀请函叫做签证函，假的邀请函叫做报批函。

    可见，如果我们不在更为根本的制度建设上下工夫，仅仅因为造成恶劣“国际影响”才来“杀一儆百”，将来不仅还有可能出现下一个徐文艾，更有可能无数个徐文艾不会被发现，仍然能堂堂皇皇地出国旅游。

    为了遏制愈演愈烈的公款出国旅游之风，有关部门制定了越来越严格的审批条件和程序，但事实上，这些往往流于形式。外事部门的官员表示，一般情况下，他们只审查邀请函的内容，而对于内容真伪，不会与出具邀请函的单位进一步核实。官员能否出国，负责审批的外事部门说了还不算，最终还是要由相关党政领导决定。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就表示说：“一把手都签字同意了，外事部门肯定不能阻拦。”

    而公款旅游刹不住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有关部门的指标式管理思维。不是人人争着出国吗？那好，我把出国的指标控制住，不让你出去太多不就得了？！记者从中央相关文件中查到这样的规定：“省部级官员每年可以两次出国访问，局处级官员每年可以一次出国访问”；“一年出国访问一次的，可以访问两个国家，时间不超过12天”。这种规定本意是控制政府官员出国访问，但由于对出国访问的实质内容和真实性缺乏必要的严格审查，这项制度反而成为领导干部的一种待遇。

    某省《关于进一步加强因公临时出国(境)人员经费管理意见的通知》(1996年7月26日发布)就规定：“省直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全额预算)正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出访，省财政厅补助其核定预算的100%；副厅级领导干部出访，补助其核定预算的50%，均由省财政厅直接拨至派员单位，经费超支不补，结余可与单位行政经费合并使用。”也就是说，出国的话不仅个人可得免费旅游之便利，而且如果省下钱的话，单位行政经费还因此多了一块！请问，这种规定在限制还是在鼓励公款旅游？

    几乎所有的管理领域，都会遭遇“指标陷阱”。如果背离了定性指标，定量就失去了根本的价值！公款出国，必要性的定性才是根本。这其中，对于邀请函的真实性及内容进行严格审核并由公众监督是重要环节。

    中央纪委在通报中强调，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因公出国（境）开支的管理，从根本上防止公款出国（境）旅游问题。的确，只要在制度层面取消“出国指标”，再管住“公费”，庶几可以有效刹住各级官员公款出国（境）旅游的不正之风。(童大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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