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当前对公务员奖励、表彰过多过滥情况，重庆有关部门对奖金实行封顶，这显示出重庆政府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权力自缚美德的表现，当然值得称赞。但是，从公众反映来看，叫好者似乎并不多，质疑者却大有人在，甚至有人调侃道：这很简单，每次发1万元，100万元分100次发就可以了。

    显然，出于对以往政府自缚手脚政策实际落实情况的经验体认，以及基于“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之类政治学经典论述的理性思辩，公众对于奖金封顶政策的实际落实效果不敢乐观。人们不是不愿意相信权力的自缚美德，而是更愿意看见权力在可靠的制衡机制中规范行使。这个意义上，金额限制固然必要，但程序合法肯定更应优先。

    公务员是受雇于纳税人的，政府掌握的财政收入亦全部来自纳税人，那么，奖励公务员显然只能是纳税人意志的体现，否则即便奖金再少，也理应不被允许。在代议制框架下，奖励公务员的计划和方案应该得到人大的批准，奖励实施情况也应该向人大汇报，并由人大进行效果评估。当然，人大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将符合特定条件的奖励行为交由政府部门来执行，但前提是必须公开透明，必须有严厉的问责机制相匹配。

    当下的现实情况却是：问责的乏力与奖励的泛滥并存。比如环保治理，环境被严重破坏不但没有乌纱帽之忧，反而有GDP政绩之喜；反过来呢？改善空气质量又能得到百万元的重奖。这就导致奖励与责任的严重失调，左边是政绩，右边是重奖，只有好事没有坏事，只有权利没有义务，这样的奖励仅仅限制金额，肯定不能令公众满意，因为原本就是谬赏。

    奖励公务员常常面对这样的悖谬：“应该”的行为受到褒扬，履行应当的责任和义务被誉为高尚，普通的职务性行为被加以表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因为奖励公务员的程序在合法性上先天不足。“奖励公务员必须经市人事局审核”，充其量只是一种内部控制手段而已，本质上依然是政府内部的自己奖励自己，于是奖金封顶的实际落实效果就难免不让人担忧。（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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