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如何被理解和被解释的？

    这些“道理”是如何一步步渗透在中国政教体制、心理习惯中的？在经过了诸子百家长期的对话与辩论之后，中国文化的重心为何落在儒家文化而不是其他诸家的学说？

    今年《论语》热，浪潮有三波。第一波，自于丹2006年“十一”登上百家讲坛开讲《论语》开始呈现一股预流，至今年达到高潮，关键人物：于丹；第二波，北大著名教授李零，以其考古学与文字训诂学的学科背景，对《论语》逐字逐句进行考据，出版《丧家狗》，此书一出，引得左中右各派人物集体出动，顿时成议论焦点，关键人物：李零；第三波：《新京报》推出16个版的《论语新编》特刊，聚集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学术数十位重要学者，就《论语》热进行探讨。

    其实，《论语》热只是表象，隐藏在背后的则是复古主义的巨大潜流，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新京报·论语新编》专刊中关于李泽厚的访谈中对此有所涉及，在此不论。本文只想在这一片喧嚣的《论语》热中，就其中一点，发表看法。昔日熊十力读书，读到关键之处，便随笔批注：吃紧，吃紧。那么，《论语》热，何处最吃紧？于丹没说，李零没说，我不才，说说如何？说说，当然可以，不过，有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在前，谈论《论语》的吃紧之处，确实是个难题，偷懒的方法，当然是抄几段现成的：其一是：“（《论语》）的好些基本观念在不同层次的理解和解释下，成了整个社会言行、公私生活、思想意识的指引规范。不管识字不识字，不管是皇帝宰相还是平民百姓，不管是自觉不自觉，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论语》这本书所宣讲、所传布、所论证的那些‘道理’、‘规则’、主张、思想，已代代相传，长久地渗透在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语、活动中了。”其二是：“自汉代张侯《论》以来，《论语》和孔子就以这样的面貌流传至今。《论语》本就生存在解释学中，只是人们未曾自觉罢了。所以，重要的已不在它与孔子的真实关系究竟如何，或孔子的‘真实’面目究竟怎样，而是孔子就以这种面目在中国流传、影响着。所以，即使将来地下有新发现，证明今本《论语》及孔子不是本来面目，但也仍不能夺去今本《论语》及孔子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已延续两千多年的‘原型’地位。”前几日李泽厚先生自美国回国“避冬”，我去看望，谈到《论语》的吃紧之处，我自顾侃侃而谈，李先生笑而不答，再问，答曰：“这个问题，我早谈过了。”李先生是思想家，只给出了论断，留给后辈无数空间。我有历史癖，愿意结合个人体验，多问几个为什么。

    这就要说到生我养我的那个小村庄，算不上穷乡僻壤，但也相当闭塞，老乡们文化水平都不高，但是回想他们的生存经验，再从《论语》中相互印证，发现竟有许多关联，比如说“孝”，过去要是哪家的孩子不孝顺，那这家的孩子几乎就在村子里抬不起头来。我觉得，要是探源溯流，这肯定与《论语》有关。此种事例，不胜枚举。但是，爷爷们的观念是一回事，到了爸爸这一辈，已经有所变迁，到了我这一辈，则又变了样。那么反过来，爷爷的爷爷怎么样？

    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又怎么样？结合上引李泽厚先生的论断，进一步可以提出问题：《论语》在历朝历代，是在哪些不同的层次下被理解和解释的？又是如何被理解和被解释的？

    这些代代相传的“道理”、“规则”、主张和思想，是如何一步步渗透在中国两千年的政教体制、心理习惯和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语、活动中的？这需要有大量的历史材料来支撑才能给出答案，限于篇幅，仅在此提出，想来是值得有心人留意的吧？

    第二问题也是盘桓在我心中已久的一个问题，去年许倬云先生的《万古江河》出版，我在与许先生聊天时就曾经把自己的疑问和盘托出：“我的疑惑是，在经过了诸子百家长期的对话与辩论之后，中国文化的重心为何落在儒家文化而不是其他诸家的学说？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是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中国文化的主干道不是沿着儒家这一思想脉络走下来，而是选择了杨朱学说或者韩非子的法家学说，今日的中国是否会呈现另外一种面貌？”许先生虽然对于我的假想表示首肯，但是以许先生那一代人的教育背景来看，现在这样一种结果是理所当然，无需解释的。

    此次再一次提出，不妨再加上一个问题，当年在经过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之后，文化选择走的是怎样的一种路径？

    昔日清代大儒戴震讲：义理、考据、辞章。

    今日读《论语》，也应作如是观，只是一片纷纷扰扰的《论语》热，大家都各执一端，对于《论语》的要紧之处，恐怕都疏漏了。□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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