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暂时缓解农村生产资金紧张的状况,今年4月,新疆吐鲁番地区托克逊县下发红头文件,规定全县财政供养范畴内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必须在县农村信用社存储。此举被指破坏当地金融秩序,县委书记表示,“与其坐着等死,不如冒险一搏,为百姓做事真的丢了职,我们也认了”。(8月2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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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的悲壮豪言赢得了公众认同,以往媒体曝光这类红头文件新闻时,公众持的往往都是全面批评的态度,而此次更多的则是理解和同情。说实话,在情感上,我也是理解这一行为。几年前,我走过陕西、青海、兰州、新疆好多西部县市,与当地官员交流时,都听到过这种“资金非常紧张,抢银行的心都有了”的抱怨,资金匮乏确实是制约当地发展的非常大的瓶颈。
但从理性上,我却坚决反对“红头文件”强制揽储的集资思路。既然有意于建立法治社会,就不能容忍这种“动机和意图正确,就能证明行为合法和正义”的意图伦理。
该县县委书记总说下发违规红头文件是无奈之举,我怀疑这种说法。正如许多专家所言,中国当下要建立“市场型政府”,市场型政府区别于计划型政府的核心之处在于,它主要采用红头文件、行政命令、计划调配等强制手段进行治理,而市场型政府则主要采取尊重市场规律、执行契约等手段进行治理,政府的一切行为都得遵守规则。
然而,强制干预的思维根深蒂固,中国许多地方政府都习惯于直接以红头文件的强制手段进行治理,如今向市场型政府转型,就是考验官员扔掉强制拐杖后的治理能力———如果仍然难以割舍对红头文件的行政依赖,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具备了现代治理能力和市场思维的官员。(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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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为民违规”里的情法悖论
到哪一种金融机构存储,是人们的自由和权利,下发“红头文件”变相强制干部群众到县农村信用社存储,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甚至可以说是侵犯了公民的权利。但如此权力违规,又有其特殊性——商业银行把“口袋”捂得很紧,不面向农业生产发放贷款,导致农村生产资金紧张,经济发展长期处在资金短缺的窘境中。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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