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过热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者说主要原因是由投资过热引起的。而投资过热又在于投资的“成本”被扭曲了。投资的成本之所以被扭曲，与土地、利率、劳动力、人民币汇率等重要要素的价格长期偏低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公布后，治理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成为了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但在采取什么手段上，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多数专家主张，应该用货币政策加财政政策搭配的“组合拳”形式对此轮经济过热进行调控。因为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治理经济过热需要在总量上紧缩总需求，而这种不同政策搭配的“组合拳”形式正是抑制投资过热这个需求的。

    但是，应该看到，中国经济过热尤其是投资过热不是一个短期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都处在过热状态中。而从理论上说，宏观调控只针对短期的总量需求才有效，所以，若仅仅着眼于不同政策的组合方式，我认为充其量只能解决短期的经济过热问题，而对于引致长期经济过热的因素作用不大。面对着中国经济尤其是投资形势长期过热的情形，我们需要另辟蹊径，采取其他更有效的措施，以达到精确调控的目的。

    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公平收入分配即是这样一种治本措施。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最近表达自己的观点，认为宏观调控应该有科学稳定统一的分析框架，而公平收入分配应该成为宏观调控核心。我认为所言极是。

    中国经济过热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者说主要原因是由投资过热引起的。而投资过热又在于投资的“成本”被扭曲了。投资的成本之所以被扭曲，与土地、利率、劳动力、人民币汇率等重要要素的价格长期偏低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举例来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6%、韩国的13%、印度的3倍，但劳动者的工资仅为英国的4%、韩国的8%、印度的2.3倍。劳动力价格的长期偏低，其后果就是造就大量的低收入劳动者，他们是想消费的一个群体，但由于收入低没有能力增加消费；而占财富绝大多数的、有能力消费的富人，由于消费的边际递减，也缺少消费动力。两相作用的结果，致使中国的内需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并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得不依赖于外需。

    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的偏低，是一个属于分配领域的问题，因此，治理经济过热，须在收入分配上下工夫，使广大的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不仅仅只用于满足简单的劳动力再生产。正如前不久人大财经会议委员们听取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汇报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时所认为的，贸易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投资增长过快这所谓的“三过”问题，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存在问题，财政对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投入不足，低收入群众收入增长不快，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这也是李杨在分析当前居民储蓄下降、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不断上升的现状后所认为的，政府应致力于提高收入水平，并在财政上全面向公共财政转型。

    但是，收入分配问题首先是一个制度问题，是由转轨时期的体制、经济发展和公共政策缺陷共同导致的。以垄断行业来说，由于受到政府的高度管制，与其他竞争行业产生了大量收入差距，这是体制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另外，在经济增长中，由于公共政策的偏差，致使需要照顾、扶持和关注的低收入群体得不到应有关注。

    可以说，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除了制约权力寻租以及限制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外，分配制度的改革应该着眼于解决民生问题，为此，一要制定系统的社会政策，包括就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政策；二要形成系统的、多元化的分配政策，尤其要注重对再分配的方式、水平、秩序和监管进行综合的考虑。当务之急则是把社会保障系统尽快建立起来。

    从上半年2.6万亿的税收情况来看，我们也已经具备将更多的财政收入投入到民生中去的能力。总之，比起财政和货币政策等调控手段来，提高劳动力的价格和收入水平，改革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将能更好地促使经济增长从过去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到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上来。（邓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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