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3－2005年的13个年份中，国家财政名义收入每年增长都超过了14％。这一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的10％稍多，增加到2005年的超过17％，2005年后更是直逼20％。同期在教育、医疗、住房以及其他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比率却没有明显增加，政府自身支出却在原有占比很高的基础上，同期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加了10.26倍。政府财政呈现出与民争利的特征。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更能用“飙升”二字来形容：财政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前6个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26117.84亿元，同比增长30.6%，完成预算的59.3%。同期全国财政支出为17919.99亿元，同比增长22.7%，完成预算的38.5%。按最近几年财政收入的增长比率和今年的势头，估计今年到5万亿上下不成问题，到时有可能出现三四千亿收支盈余。

    这种情况下，重提国民收入的减税计划，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时机也已经成熟。我们应该从减免个人所得税入手，大力培育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世界发展的经验表明，中产阶层是保障和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当前中国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过低，税率过高，又缺乏合理的减免和退税制度，不仅阻碍了大量工薪阶层通往中产的道路，而且导致中等收入者税负过重，中等收入阶层成为我们社会负担最重的一个阶层。

    我国将个人所得税自我申报的起点确定为个人年收入12万元，当前我国获得这个收入的人，都是政府、企业的中坚力量，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支柱。社会上普遍把这个阶层的人视为高收入阶层，其实存在一定误解，他们的生活并不轻松。首先他们是个税的纳税主体，而且是累进税，超过1600元的，越到上面税收越高，而且没有任何减免。其次，即使完全不储蓄，每月万元上下的可支配收入，要赡养老人、培育子女，满足饮食、住房、出行、进修、医疗、保险等基本需要，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高消费地区，必须精打细算。

    我们应该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并从个税中扣除部分房贷利息和赡养老人的费用，以把“中等收入阶层”和偏低收入阶层从“房奴”中解放出来，实现“藏富于民”。1981年我国开始收个人所得税的时候，起征点是800元，那个时候的800元至少相当于现在的8000元，所以现在的起征点至少应该是8000元。但现在是1600元，几乎到了工薪阶层全民皆个税的地步，成了非常直接的政府与民争利项目。个人所得税的作用就是调节贫富差距，起征点太低，使它走向了自己初衷的反面———工薪阶层成为个税主体，富人倒有太多的办法避税，甚至把个人和家庭开支都打入企业成本。

    《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按贫富之别将城邦公民划分三类，极富、极贫和居于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他指出，只有中产阶级是国家中最“安稳的公民阶级”。他们拥有适度的财产，生活状况良好，“最容易遵循合理的原则”。所以，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最好的政治社会是由中等阶级的公民组成的。”

    “中等收入阶层”占社会人口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是最和谐稳定的社会。而今天，我们的“中等收入阶层”税负和实际生活负担太重，人数太少。我国的个税应该把征收重点放在那些特别高收入者身上，彻底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负，使“中等收入阶层”能够更快更好地成长壮大。（童大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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