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作者文集
在不少地方党政机关纷纷兴建豪华办公楼的大背景下，河南卢氏县委使用了50多年的办公土坯房，就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尽管还有人质疑他们是
在作秀，但公众却对此表示了高度认同——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上周联合实施的一项民调显示，61.3%的人认为，“卢氏县县委的节俭作风值得赞赏”；91.2%的人对县委书记王振伟提出的“有钱先紧着老百姓”这一理念，表示欢迎和认同（7月23日《中国青年报》）。 公众对卢氏县委的认同度为什么这么高？对这一问题，我们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做一些分析。
从根本上说，我们所处的世界的最大不完美之处，就在于人们的需求是无限的，而可供支配的财富却是有限的。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就是相对于人们的需求，可供支配的资源总是稀缺的。因此，在既定的资源约束下，你一旦选择了某种特定的投资方向时，所失去的投资于其他方向的收益，就构成一种成本，叫做机会成本。
就卢氏县的做法而言，“有钱先紧着老百姓”，意味着县委愿意把有限的资源优先用来满足老百姓的需求，而自己在土坯房中办公所需要忍受的种种不便和烦恼，则是县委为这一资源配置所付出的“机会成本”。这样的资源的配置模式，理所当然地会受到公众的欢迎了。
那么，县委付出了这样“机会成本”，有没有收益呢？有的。王振伟在解释为什么不盖新的县委大楼的原因时，提出了两个经济之外的原因：“一个是卢氏县一度党群关系紧张，党和政府的形象很糟糕，现在经济稍微好一些了就花钱给县委盖大楼，可能会再次让老百姓骂。再一个就是，我们县委一带头修楼，其他单位就会跟风，影响社会风气。”
显然，由于县委坚持在土坯房办公，这两个问题都没有出现——县委因此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认同，提高了威信，老百姓不骂了，这就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政治和社会收益；县委由此获得了制止“其他单位”滥建豪华办公楼的道德权威，管理成本大大降低，这也是一笔很大的无形收益。
但卢氏县委这种做法的最大收益，还在于它通过自己树立标杆的行为，以“不成文法”的方式，确立了一种对社会和谐有利的“制度安排”。有人担心，卢氏县委的做法由于“过于依靠领导的个人素质，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保证”而难以持久（其实，50年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在我看来，这其实是对制度做了过于狭隘的理解，因为在经济学中，“制度”的含义是十分广泛的：既指一切法律法规对权利的界定，也指文化传统、习惯与习俗，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稀缺资源配置的最大约束条件。
当然，强调“不成文法”的重要作用，并不是要否定法律法规等“成文法”的作用，而是说，“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是相互弥补，共同发挥作用的——如果把“制度安排”比做一道大堤的话，则“成文法”就相当于大堤中的砖石，而不成文法则相当于把砖石黏结在一起的石灰、水泥。把这一关系用公式表达出来，就是“‘有钱先紧着老百姓’的理念+严格的预算制度=最有利于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
对“土坯房县委”别太乐观
我对这事抱持“谨慎乐观”，在对这位书记表示敬意的同时，更多的是一种担心。因为现代政治学早就告诉我们，指望青天大老爷其实是件挺不靠谱的事情，只有一个良好的制度才能让官员能够自律与自觉。今天在这个贫困县里是这位有着良好道德感的书记执政，明天我们是否有方式，拒绝一个喜欢把县衙门修成白宫的官员的宏伟志向？
靠觉悟支撑的土坯房办公能坚持多久
坚持土坯房办公需要每一任领导的支持，但废止土坯房办公、兴建新的大楼却只要有一个觉悟没那么高的领导就能完成。哪种现象出现的几率更大？毫无疑问是后者。这又回到公众的一个基本常识，那就是无论事情有多好，只要它不是源于制度化的保障就难以持续和推广。有网友看到此新闻后认为：如果属实，应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其实大家都知道，觉悟的提高并非一日之功，也不能期待每个人的觉悟都那么高，因此推广觉悟收效必定有限。只有制度、规则，才能大面积推广，也才不会“人亡政息”，因人而废。
同在卢氏县，差距何以这么大
在肯定卢氏县委现任领导的同时，我的脑海里也不断浮现出另一个卢氏县的影子。我知道的卢氏县是从杜保乾这个名字开始的。杜保乾是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曾以善搞“形象工程”，并因受贿和对举报人报复陷害而闻名全国。
杜保乾的诸多“形象工程”在卢氏应该还有遗迹可寻，我不知道杜在卢氏任上时，为什么没有为县委添置一处形象稍好一点的办公楼。现任书记已不再是杜书记，现任县委领导也无意于搞形象工程，问题在于，像王振伟书记这样拥有良好道德情操的官员，终究是要离开卢氏县的。王振伟书记之后，我们拿什么来保证新书记一定是王书记第二，而不是杜书记第二呢？我们又拿什么来保证卢氏县不会再重复过去的“形象工程”呢？依附于个别领导的“不断掉渣的土坯房”在正常的换届之后，还能继续它所象征的“艰苦朴素”吗？
相关文章
地方政府顶风盖豪华办公楼何其愚蠢
建豪华办公楼还有多少荒唐的理由
党政机关办公条件"寒酸"一些又何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