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作者文集

    启动刚过3年，仅正式发布过一次报告的“绿色GDP”项目，已被“无限期推迟”发布报告。近日，“绿色GDP”研究项目技术组组长王金南证实了这一消息。（7月23日《新京报》）

    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当年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似乎要成为“绝唱”了。2006年12月，在2006年度绿色中国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绿色GDP课题组代表高敏雪表示：“一些试点省市对是否继续参加核算表示动摇。”随后，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高调表态：“就算剩下一个省，我们也要把它做完。”应该说，政府部门的决心和核算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绿色GDP”报告迟迟不见公布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表示，“国际上尚无真正意义上的此GDP核算标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采取这样的核算方式，所以还不能够公布这些数据或者真正进行价值量的核算。”或许绿色GDP的确不是个规范说法，不过也并非如谢局长所言国际上没有类似的核算方式。譬如挪威，1978年就开始了资源环境的核算：建起了包括能源核算、鱼类存量核算、森林存量核算，以及空气排放、水排泄物（主要是人口和农业的排泄物）、废旧物品再生利用、环境费用支出等项目的详尽统计制度；芬兰也紧随其后，建立起了自然资源核算框架体系。这些核算方式或许叫法各不相同，但实质却并没有多大的差异。

    “绿色GDP”报告为何迟迟不见公布，当然是有现实原因的。早在今年3月的时候，该课题组有关人士表示，2005年的绿色GDP核算研究已在去年年底完成并提交，污染损失和GDP扣减指数比2004年要更高，而该报告的最大突破点，是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污染损失GDP扣减情况统计表：同时，“绿色GDP”研究项目技术组组长王金南也表示：报告搁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省市地方政府向两部委施加压力”。

    不过，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绿色GDP”报告遭遇搁浅是有深层次原因的：譬如环保部门与统计部门如何体制化合作、绿色GDP如何刚性地与人事制度挂钩、如何通过提升官员道德与调整法律机制遏制地方官员的政绩冲动与GDP崇拜等等。也许正是因为在核算绿色GDP之前，我们这些“账单”就没有算清楚，所以才导致算清楚了的数字也得“无限期推迟”。

放弃绿色GDP，又该用什么调整政绩观

    绿色GDP面临的困境是现阶段中国发展和保护的现实矛盾的集中反映，说明仅靠一套核算体系难以扭转固有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对此环保部门早有清醒认识，正如绿色GDP项目的领导者所言：“科学的绿色GDP数据有助于科学决策，公众参与和民主法治，才能保证每项决策能真正服务于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应大力推动公众依法有序参与环境保护，相信当地方官员在决策和管理中真切感受到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强烈要求时，他们不但要调整自己的政绩观，也会对能够计算出需要扣除的环境成本的绿色GDP产生真正的需要。

"绿色GDP"的命运,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

    “绿色GDP”绝不是可以给官员的政绩锦上添花的光环。相反地，它穿透政绩泡沫，揭示巨大难堪。而2005年“绿色GDP报告”的难产则表明，致力于环境保护的理想追求、社会动员与制度化努力，在现实中已经遇到了激烈抵抗。它也表明，“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理念，在转化为可以操作的标准和政策等等的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障碍。

没有绿色GDP，“科学发展观”怎么观？

    这样看来，中国环保危机所见证的就不单是市场经济逐利特性对环保的破坏，更是政府权力的扭曲和失灵，甚至在权力寻租或者追求GDP政绩的情况下，有意无意地走向合流，形成了巨大的反环保力量。正是因为地方政府在反环保过程中存在巨大利益，以至于国家部委下大力气推动的利国利民的举措仅仅因为少数人的反对就无法实施。在这个意义上，为了绿色GDP的推行，更广泛的制度改革也必须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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