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行”了28年之久的铁路事故赔偿标准终于作古。国务院日前公布《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自今年9月1日开始，铁路事故如造成铁路旅客人身伤亡，铁路运输企业赔偿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5万元，对每名铁路旅客自带行李损失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2000元。（7月19日中新社）

    从“革委会”年代的火车撞死人最多赔300元或解决粮票，到9月1日起撞死人最多赔15万，其间经过了漫长的28年，经过了多达百余次针对赔偿标准的诉讼官司，经过了两会代表和公共传媒N次批判与质疑——此时此刻，铁道部官员说“新标准的出台，体现了铁道部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对生命的尊重”，让人不禁莞尔。

    虽然我们常说“生命无价”、“生命贵于一切”，但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法律法规都在干同样一件事情：给生命“定价”——不是定最低价，而是定最高价；而且城乡有别户籍有异，同命不同价。这样一来，人命价格不及狗命价格之类的事情，总能时常见诸报端。原因很简单：人命有最高限价，而狗命没有。

    铁路事故赔偿新规，依然延续了这样的赔偿惯例：生命“底价”没有规定，但是最高价绝对金额分明。公众其实大可质问：如此规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我们又是站在谁的立场上来立法？凭什么一个大活人最高只值15万呢？相比于过去的300元而言，15万固然是“天文数字”，可那最多亦不过是7年左右的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即便只与国内同类“命价”规定相比，那也是最低的：航空事故最高赔偿标准为40万元，矿难事故最高赔偿标准为20万元。

    “命价”定的低只是一方面，最让人不能接受的还是这样的“霸王规定”：人身伤亡是不可抗力或者受害人自身原因造成的，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明确规定：“从事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归责原则应当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要铁路企业无法证明人身伤亡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就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何况，同属交通运输，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即使受害人有明显过错，那也只是“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而已，铁路企业凭什么豁免责任呢？

    法治不是从“依法”开始，而是从“立法”开始。在重庆试行“立法回避制度”获得舆论一致好评时，新铁路事故赔偿标准却依旧是“部门立法”的产物。个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个体更不能做自己利益的立法者，新赔偿标准应该“开门立法”，应该经过充分的立法博弈，而不能在一方缺席的情况下由另一方来“牵头协助制定”—— 它由铁道部“牵头协助制定”，体现的当然只能是铁路企业的意志和利益。

    当然，以上所有质疑纯属毫无用处的“马后炮”，新赔偿标准肯定会实施无误，剩下的惟有遗憾。必须说明的是，提高赔偿标准不是恩赐更不是施舍，这个意义上，新赔偿标准体现的不是什么“铁道部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对生命的尊重”，体现的应该是公共意志和法的精神。（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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