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北京市规划委发布的《北京市“十一五”保障性住房及“两限”商品住房用地布局规划》提出，今后三环外的不在政府土地储备控制区域内的普通商品房项目，必须配套建设保障性住房和两限房，是不是按照规定“配建”，今后将成为开发商们能不能“拿到地”的关键。（7月19日《新京报》）此前，在“开发商为富人建房”的争论中，有房产商曾斩钉截铁地告诉公众，开发商只为富人建房。然而现在，“配建”的政策出世，击破了这样的行业潜规则———从经济理性上讲，相比给富人造房获得的高额回报，开发商当然不愿意为穷人造房，但是，一个对民众利益负责任的政府，却可以运用政策手段，让开发商“学会”为穷人造房。

    可以预料，“配建”的政策将利用市场力量，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速度，弥补北京在保障性住房上的历史欠账，保障更多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权。不过，“配建”政策的作用不仅在于此，它对城市生活形态的构建更有着深远影响。

    贫富差距，这是任何城市都会面临的现实。贫富差距本身并不是最可怕的，只要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都能在城市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平等享有各种社会资源，那么收入的差距将不会阻碍一个和谐人际氛围的形成。真正可怕的是“贫富隔阂”，也就是贫富人群间缺少沟通交往，生活在各自封闭的圈子里，穷人被歧视、被边缘化，而富人占有了更多优质资源，过着比穷人优越的生活。这样的隔阂和不平等，会使矛盾的因子一天天在城市中滋生成长。

    贫富隔阂主要体现在居住形态上。北京的“胡同文化”，其居住形态表现为贫富混居，这种混居造就了一种交织复杂和富有人情味的传统邻里关系，维系着城市的和谐与凝聚力。然而，随着商品房建设的突飞猛进，旧城被大面积改造，原本生活在中心城区的穷人，难以承担起高昂房价，不得不向房价低廉的远郊区迁徙，而政府如果只在远郊区建造保障性住房，让中心城区全部进行商业住宅建设，会使迁徙人口与日俱增。由此，贫与富在地理上的界限日渐清晰，在心理上的距离日益拉远。

    贫与富在地理上的分割状态，并非北京独有，发达国家同样面临这一问题。显然，不论是从促进社会平等，还是减少贫富对立，维护社会稳定上考虑，贫富混居都意义重大。这方面，发达国家已开始了反省。例如，去年骚乱之后，法国政府出台了“城市更新计划”，要求今后房地产商在开发大型楼盘时，必须向政府承诺其所建住宅含有一定比例的廉租房。今年，英国出台政策要求，在批准建房土地时，要求每一个住宅小区必须包括一定比例的、总价在6万英镑以下的低成本、小户型住房。今年5月10日，西班牙众议院通过了新的《地皮法》，规定所有用于住宅建设的土地都必须留出30％用于建造“保障住房”。这些，与北京的“配建”政策异曲同工。

    北京提出建设宜居城市，这其中，应把“贫富混居”作为一个硬杠杠。每一块城区地段，不管是在中心还是远郊，都应该在邻里中安排多种类型、多种价格的住宅，以容纳更广泛的社会阶层，这样的居住状态才能构筑起各阶层间沟通交流的通道，产生出健康、和平的邻里关系，使城市公共生活更加多元，更富活力和人情味。倘若这点做不到，一个城市的硬件即使再“宜居”，那也只是少数人的“盛宴”，而不是所有人的“家常饭”。（新京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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