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日前在一份有关高校负债问题的报告中建议，国家应尽快着手对高校贷款实行贴息政策，由中央、地方和高校各自承担2％左右的利率负担，同时发行1000亿元教育国债，以化解高校2500亿元左右的债务危机。

    我坚决反对这样一种将高校债务外部化的做法。倘若该建议得以施行，今日高校债务危机的暂时缓解，必是下一轮更深重债务危机的开始。我认为，解决当下高校的债务危机，从一开始就必须明确“高校成本内部化”的治本思路。因为，在高校债务问题上，获利的只是极少数利益集团，全国人民没有理由为此埋单。

    首先，高校债务缠身，是高校扩招、合并“大跃进”，以及大肆圈地的结果，也与不合理的高校评估体系有关。1998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为180万，1999年扩招达47%；到2005年，高校招生人数已达530万人。为追赶国际一流大学，2000年，全国高校刮起了并校风，往往是三四个学校捏到一起，合并后在员工待遇、学校硬件等方面均铆足了劲向高水平学校看齐。同时，教育部门出台了诸如每个学生要占一定校园面积，每个专业达到一定招生量之类硬性评价指标，不少高校因此不断圈地扩大规模。如此大规模扩招、合并、圈地扩张，一些高校债务缠身也就不可避免。而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出让土地的办法，利用银行贷款，不但解决了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还坐收由高校扩建拉动的GDP增长和房地产市场繁荣带来的好处。

    其次，大学奢侈浪费和腐败之风盛行。我们的许多大学，其硬件水平甚至远超发达国家的许多世界一流学府。超级摩天大楼、耗资亿元的校门、三层食堂里的两部观光电梯之类，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名校风景”！除了校舍的豪华，我们的大学在其他方面也从来不曾“小气”过。北京海淀区不是有官员说北大一年的招待费相当于一个穷省吗？

    但中国高校的扩招、贪大求快的合并、圈地不仅没有缔造出世界一流大学，反而在“大楼与大师”等问题上更加迷失方向———教授和博导多了，教师待遇提高了，教学和科研质量却每况愈下；大学学费日渐走高，大学毕业生就业寒流却年甚一年。我们的大学，吃掉的是纳税人的血汗钱，挤出来的却只是泡沫。高校之所以敢大肆借贷，银行之所以敢大肆放债，就因为它们都摸准了国家不会对公立大学和公办银行这些“公子哥儿”撒手不管。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一贯的“传统”，包括对过去的国企。这就形成了另一种“公地悲剧”：公办高校用银行的钱，办自己的事，最后由政府（纳税人）埋单。制度经济学上有一个普遍的规律：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不仅最倾向于奢侈浪费，而且最容易导致腐败。事实也是这样，以往被视为清水衙门的教育领域早已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成本外部化”使高校在扩张过程中挥霍无度，这才是公办高校大规模负债的根本原因。高校负债深重，甚至有的高校“濒临破产”，在我看来未必是什么坏事，甚或是实现高校产权明晰化以及全面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疏通社会资本进入高教领域管道的一个契机。最坏的选择就是由各级政府和全体纳税人以国债等方式为高校负债埋单，那样将会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始终像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中国的公立高校必须经过“产权化”的洗礼才会逐渐成熟，民办高校也必须在全面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所保证的产权的基础上才能迎来真正的大发展。对于高校现有负债，可以先进行一轮资产清算。在不影响教学的前提下，部分高校可拿出部分优质房产地产拍卖抵债；一些高校可采取校际合并、收购的方式实现资产重组；部分高校可以用老校区的土地和房屋进行置换，对过度征用的闲置土地以拍卖方式用于偿还贷款。至于个别资不抵债的高校，该破产的就要坚决破产；破产高校中学生和普通教师的权益最不应牺牲，应由国家承担，国家可将他们安排到其他学校任职和就学。

    在收购、重组的过程中，应特别注重社会资本的引进。中国高等教育要想真正取得突破与发展，“国退民进”同样是一条无法绕过的道路。为此，与全国人大通过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相抵触的教育部《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必须废止。因为在该《实施细则》中，由《民办教育促进法》所明确的民办教育产权问题被拦腰截断了。此外，民办教育的其他各项权利也必须通过立法来肯定，但产权无疑是这一切的根基。

    我不仅拒绝购买为高校负债埋单的所谓教育国债，也坚决反对发行这样的教育国债。因为，哪怕我个人不去买，在所要发行的教育国债里，作为公民的一分子，也有我的一份债务在。极少数利益集团获利，岂能由绝大多数普通公民为其背债？公民社会不该有这样的“王法”。（童大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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