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一位以深圳名字命名、仅仅在世上逗留了1年零9个月的男童龙圳在深圳辞世。他死于医院和医生责任意识的严重匮乏：头一日下午，小龙圳在深圳家中意外被钢管插入肛门直达胸腔长达30厘米。在紧接着的10小时漫漫求医路上，父母带着龙圳辗转五家医院，均被以各种理由推诿。

    让我们看看五家医院的推诿理由吧：第一家，深圳儿童医院，住院部医生说“肠镜坏了”；第二家说“我们的肠镜只做大人的”；第三家说“我们这里没有肠镜”；第四家说“肛肠科已经下班了”；到第五家时，CT检查已发现孩子的病情非常严重，此时，医生对孩子的父母说：来这里做手术的患者多数都是大人，而儿童医院做手术的患者多数都是孩子。随后，孩子再次转院，回到了起点———儿童医院！

    我们不禁要问：一家医院没有肠镜，为什么不可以通过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兄弟医院来协调解决？在通讯和交通都非常发达的深圳，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难题。在抢救生命的危急关头，医院不是集中力量解决技术上的问题，而是轻率地将病人支走，已经严重违反了首诊负责制。医院从来都不是一个商人，可以自由选择交易的对象，它是公共服务机构，它相当大程度上要靠纳税人的税收维持，岂能对病人“挑三拣四”？

    尽管深圳市卫生局已及时作出调查结论———深圳市儿童医院住院部当事医生严重违反医学常规，对病人没有仔细检查；擅自让病人出院去其他医院做小儿肠镜检查，致使患者在院外耽误了8个小时后才再重返医院抢救，导致病童病情延误最终死亡———然而，人们的悲愤和追问，却不能因为个案的结论而终结。

    如果说，一家医院、一个医生的推诿是偶然，那么，数家医院推诿，是否意味着小龙圳命运的某种必然性？也许，对于见惯生死的医生来说，再重的伤情都见惯不惊。但是，当这种职业的冷静堕落成冷漠时，救死扶伤的天使也就堕落为疾病的帮凶。

    小龙圳之死，对整个社会、整个医疗体系提出拷问。

    也许，医疗系统越来越盲目的设备崇拜和设备依赖本身，就已经宣示着医院和医生的生命意识日渐式微：曾有人因心电图呈直线而被宣布死亡，多亏在太平间被家人发现手指活动而及时抢救，原来心电图机的5根导线中断了4根。

    还有，尽管卫生部曾多次强调，对急诊抢救患者须严格执行首诊负责制，坚决杜绝见死不救等违规违法行为。然而，现实中，依然有医院坚持“没钱不救”、可能承担医疗风险的不救，社会责任消失殆尽。

    无疑，当医生对病人的诱导性检查、治疗和用药，成为行业普遍风气的时候，则更意味着一些医院和医生，在生命意识、责任意识和个人的经济收入面前，天平已经发生严重倾斜。当医生可以从每一张处方中得到药商回扣时，他能搞清楚，自己写出的处方对病人负责与对自己回扣负责的比例各占多少吗？

    责任意识的丧失，还得归根于责任担当的缺席。美国于1995年通过了关于医疗保险中的欺诈、回扣法案，1986年通过了急诊室法案。明确规定医生收取回扣除了民事赔偿同时担负刑事责任。在急诊法中，任何接受政府补助的医院不得因经济因素将病人推之门外，否则医院将遭到重罚，承担刑事责任。而见死不救在诸多案例中和谋杀罪并论。我们的诸多医生回扣案，很多人居然认为“无法可依”；我们的见死不救，是因为没有仪器或者仪器坏了！

    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但要把濒死之责任意识激活，惟有制度和法律。小龙圳死了，他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一个警醒。 （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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