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条新闻，讲的是蚌埠东部的鲍家沟的村民，奔走呼号十几年解决不了当地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就在两个月前，百般无奈的村民们只好组织起来，当然不是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而是趁着国家环保总局检查组前来视察时“紧急下跪”——上百位村民守在村口“跪请政府治污”。 

    今年入夏以来短短一个多月内，大规模环境污染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谁也不能否认，中国正在遭受一场严重的生态危机，已经曝出的污染只是冰山一角。来自中国环境监查总站的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七大水系五类和劣五类水质占26％。国家重点监控的9个大湖泊中整体水质为五类和劣五类水质的就达7个。这意味着现在许多江湖不仅人不能碰，甚至连灌溉的资格都没了。

    “中国的污染状况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上。”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不久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解决中国严峻环境问题的最终动力来自于公众的“深度参与”。显然，“深度参与”仅靠民众散兵游勇式的上访和“有组织的下跪”是不行的。

    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已写入联合国宣言，法国前总理阿兰·朱佩甚至主张将严重破坏环境的行为视为“反人类罪”。哀叹已经徒劳无功，上百位村民下跪，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环保事业在下跪，它无情地揭开中国“膝盖上的环保”的真相。面对那些在上访与下跪间进退失据、无所适从的“权利难民”，中国将如何破解环保困局？

    是该转变思路的时候了。政府常讲“可持续发展”，然而具体到治理时难免要“间歇性发作”。诸如“审计风暴”、“反腐风暴”，“审计风暴”甚至还在媒体上收获不少掌声。显然，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像人工降雨，几炮打上去，即使下了点雨，也不可能打出个物华天宝、山清水秀的气候。

    立法无疑是重要的。如今许多国家都已将保护公民环境权的条款写入宪法，中国各类环境保护规范性文件虽有数十部，却没有一部明确提出要把环境权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来保护。当然，即使立了法，环境也不一定会好起来。今日中国，“有法不依”并非罕见之事。很多情况下，法律只是一种普及价值的工具，而非可以诉诸强力执行的规则。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在许多地方被公然践踏。

    我并不认为目前环境恶化是因为中国人缺少环保意识，中国真正缺少的是有效的权力约束与问责。在西方，保护公民环境权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政府如果没有治理好环境，轻则饱受环保团体和社会舆论的质疑，重则可能导致官员的下台。相较之下，中国各级政府大多都把工作重心放在招商引资上，甚至，许多地方的环保官员都要交招商引资的作业。

    所谓“谁抓住了环保官员的饭碗，谁就抓住了环保官员的脑袋”，由于地方环境保护由各级政府负责，基层环保局的人事权和财务权都在地方政府手上，而环保总局对各地环保部门只有业务指导的关系，所以，环保部门通常不被污染企业放在眼里。糟糕的是，即便是这么一点小权力，部分环保官员还要提着它去换肉吃，结果是环境没治理，治理环境的权力却先被污染了。如此情景，真可谓“出师未捷权先死”，“陪了环保又折官”。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亚当·斯密说，人是有理性的经济动物。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面对种种环保灾难，我们更能深切体会“人是生态的动物”——因为生态是一切权利的根本，因为大树曾经为人类撑起的天空，随着森林的消失正在坍塌。

    显而易见，在这场危机面前，中国需要规范或重建有关环保的权力规则，同样需要一场始于民间的绿色公民运动，无论是环保部门、组织，还是公民，都应该在这个关键时刻站起来，告别“膝盖上的环保”，真正把环保当作一项有希望的、可持续的事业来做。（熊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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