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江苏省在无锡召开太湖水污染治理工作会议，省委书记李源潮在会上指出，要以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整治太湖污染，一些成为污染源的工厂必须关闭，一些高污染的产业必须淘汰，一些富营养化的养殖必须压缩，这是我们向大自然还账，这个代价必须花，这个决心必须下，这个共识必须形成。

    这样的决心，从一位省委书记的口中说出来，可能还是第一次。这是对一方百姓的承诺，若能有效兑现，必将对其他地方起到表率作用。今夏太湖、滇池、巢湖相继暴发蓝藻，江苏沭阳县发生20万人断水40个小时的自来水污染事件，意味着我国步入水污染密集暴发期。这时，迫切需要更多的官员，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让山清水绿，百姓宜居。

    然而，十多年来环境保护的事实表明，环境保护的最大阻力，往往来自地方政府和官员。一个典型例子是：在本次国家环保总局的“最后一招”流域限批中，安徽蚌埠村民对地方失去信心，跪求环保总局治污。然而，环保总局检查组在铜陵市经济开发区的金威铜业检查时居然遭拒。日前，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清泰就指出，面对环境压力多数地方我行我素，“十五”期间诸多重要指标未达标。

    我国环境的观念启蒙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正进入利益博弈阶段。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将环境指标纳入官员考核制度，以此改变官员的观念和行为。而要想遏制污染恶化势头，首先要建立环境问责制度，一定要追究政府相关人员的环境责任，特别是地、市以上负责人的责任。同时实行环境责任跟踪制度，尤其是对近些年来，地方政府官员在当任时所造成的环境责任仍应受到跟踪追究。在这些方面，省一级党政官员尤其要下定决心，和中央及人民的诉求保持一致。

    其次，用更科学合理的绿色GDP，作为衡量和评价地方官员的政绩标尺，要加大力度。过去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观，往往以单纯的GDP增长为衡量标准；与此同时，我国长期形成的无偿或廉价的环境使用制度，导致发展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成本被外部化，环境的真实成本被湮没。

    这种外部性难以通过市场机制矫正，必须借助于绿色GDP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加以干预和纠正。对跨流域、跨省区的环境问题，绿色GDP的评价权宜掌握在中央一级。绿色GDP不仅应成为考核官员的政绩尺度，而且应通过立法，成为衡量企业污染成本、确定其环保责任的重要尺度，以此强化企业的环保责任。

    鉴于许多环境因素很难纳入货币核算，国外发明出一种可称为公众评估的办法。围绕这些公共项目，允许相关专业部门与较独立的专家机构，在较大范围内进行公众咨询与调查，将支持和反对意见都写清楚，最后请公众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做出选择。公众是环境最大的利益相关者，环境对他们来说不是高尚的理念和话语，而是他们的财产、健康和子孙后代。如今，我国民众越来越重视自己的生存环境，对政府的有关决策和行为越来越有监督意识，这样的例子很多。倒是某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施政思维，与中央的要求、人民的需要有不小的距离。因此，借鉴公众评价制度，对改变地方政府官员观念和行为，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