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变成“考试大国”。而有考试的地方有作弊，这个并不合乎客观的判断，在近年来各种作弊手段花样百出的新闻体验中，正在成为现实。比如日前在全国职称英语考试成都某考点的考场上，发现一位考生带进考场的《牛津高阶英文字典》挖了一个深3厘米的洞，借此携带一部翻盖手机入场作弊。（7月2日《成都晚报》）而同样是在武汉市“职称外语等级考试”上，有86名替考“枪手”被一种新型身份证识别仪查出。（7月3日《楚天都市报》）

    字典中挖洞藏手机，这不禁让人联想起美国影片《刺激1995》中在《圣经》中藏纳挖墙工具那一幕，作弊者的“聪明才智”纵然可窥一斑，但相同场景中透露出来的某种“无奈”更让人感到悲哀。人说考场如战场，在各种激烈的考试竞争中，不难想象作弊者当场被抓的窘态和屈辱感，尤其是这些参加职称考试的人，大多是带有身份的知识分子，其所背负的道德谴责或许比常人更多。

    我不是为作弊者开脱，更不是无视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作弊现象，只是同样的职业感触让我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冒着道德失陷的危险作弊呢？如果一种考试客观上带来了那么普遍的作弊现象，这种考试本身还是正当的吗？

    当作弊成为一种现象，我们首先习惯于加诸各种道德评判和制度审视，比如道德滑坡，诚信缺失，制度漏洞，惩戒疲软。似乎只要道德建设上去了，制度设计健全了，各种作弊现象就可消失殆尽。在这样的讨论中，我们一直指责的是作弊者一方，而忽略了人类创造出的这么多考试其本身是否科学、是否必要、是否正当、是否按照“善”的意图来设计和安排。以我从学生到老师的切身体验，在人的一生中，有太多的考试与我们个人的发展“无关”或是“关系不大”。每当看到那些头发半白以前只学过俄文的老师为了一纸职称而念叨着半生不熟的英语单词时，每当听说某某同学因为计算机二级没过而拿不到硕士学位时，每当看到一些高校的研究生在两年的学期期间全部忙着过各种各样的考试时，我有一种强烈的窒息感。联想到每一种考试背后的巨大利益链条，联想到日益盛行的“考试经济”，我不由偏执地认为，太多用意不“善”的考试，太多缺乏公正的考试，太多与考生发展无关的考试，某种程度上成为逼迫考生作弊的“元凶”。

    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最简单的往往就是最高尚的。然而不得不承认，在我们每个人通往自由、平等的发展道路上，已经有太多的考试束缚住了前进的脚步。我很想知道，发生在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一切考试，都是由谁来决定的。在什么情况下，什么行业里，什么时间，发明出什么样的考试，这些为孙中山先生早就看重的“考试权”，却一直超乎于我们视线。有了主权在民、权利平等的思想，为什么在那么多的场合，原本属于我们的权利却非要人为设置一场考试而过滤为三六九等呢？而且决定这些考试的权力并不在于我们自己？

    近年来，针对越来越多的考试失范现象，不少学者建议制定出台一部全国性的《考试法》，这固然是一个不错的制度安排，只是我以为，在立法的时候，请先搞清楚考试权到底来源何方，到底该由谁来决定我们的考试。（傅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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