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拆迁大都是居民与开发商及地方政府直接“较量”，而最终则大都是由地方政府来裁决。这就是说，地方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这种状况不改变，纠纷就不可避免。

    6月30日上午，北京市酒仙桥居民代表召开发布会，介绍居民对危改的最新态度。居民代表表示，希望危改早日实现，争取与政府和开发商负责人面谈(7月1日《新京报》)。6月10日，当地政府曾就是否“同步拆迁”举行“全民公投”，结果赞成的居民超过六成。

    酒仙桥的拆迁已经拖了好几年了。开发商和当地政府早就等得不耐烦了，搞“全民公投”显然就是久拖不决之下的一种无奈。现在，居民们也等得不耐烦了，他们竟然主动举行新闻发布会，“希望危改早日实现”。居民的这种举动，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双方都希望危改尽早进行，但实际上却无法启动，因为在是否拆迁以及拆迁补偿等问题上，政府和开发商与部分居民迟迟不能达成一致。能怪那些所谓的“钉子户”吗？当然不能。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是受宪法以及法律保护的。虽然这些反对者只是少数，但他们也有权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能怪政府和开发商吗？政府肯定要叫屈，它们会说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符合居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开发商也会说，协商迟迟不能达成一致是因为个别居民漫天要价。公婆各有理，很难说理肯定就在某一边。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久拖不决确实会影响城市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这对谁都没有好处。

    城市拆迁涉及的面往往很多。谈判的主体越多，就越难达成协议。一方面，开发商(包括地方政府)当然想以更小的代价获得土地，甚至存心巧取豪夺；另一方面，“狮子大张口”的情况也确实存在。主体多元，利益密集，不能形成一致意见是完全正常的。而只要有一户不同意，整个进程就无法启动。那么，如何破解这种“拆迁困局”？首先需要“第三方”的介入，而最终则可能必须诉诸强制。当然，“第三方”必须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而强制之前则必须履行必要的程序。

    近年来的拆迁大都是居民与开发商及地方政府直接“较量”，而最终则大都是由地方政府来裁决。这就是说，地方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这种状况不改变，纠纷就不可避免。那么，谁有资格担当这个“第三方”呢？法院是一个选择，人大也是一个选择。事实上，曾有不少法院就拆迁问题作出过裁决并强制执行。但后来，最高法院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法院不再受理征地拆迁案件。最高法院此举确有推卸责任之嫌，但也确有苦衷。因为在某一征地拆迁是不是“公共利益”等问题非常重大，而法律又没有明确的规定。相对而言，人大的博弈手段更多、范围更广，也更具权威性。

    不管“第三方”是法院还是人大，都必须充分地履行各种必要的程序。比如，让各方利益主体都参加并让他们充分地发表意见，同时让各界人士参与。在议题设置上，首先要判定某一征地拆迁是不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如果不是，征地拆迁程序就必须停止，其他问题就不用再讨论了；如果是，就开始讨论下一步的问题，比如安置补偿。而一旦形成决议或作出判决，各方都必须无条件地执行；拒不执行的，就采取强制措施。

    程序公正是实质公正的保障。如果程序上是公正的，那么结果一般都是相对公正的；如果做到了程序的公正，裁决的权威性也就更大。现在的拆迁纠纷，表面上看都是实质公正之争，其实根源都在于程序上的不公正。我坚决反对作为当事一方的地方政府决定并采取任何强制行为，但如果充分履行了公正的程序，强制就是合法的。我认为，“程序后强制”是破解拆迁困局的唯一办法。■盛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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