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惯例，不用细说，但凡叫个学者教授，只要被人发现哪怕有一丁点抄袭问题，那么这辈子的职业生涯就算完了。

    别的人做了扒手，如果被抓住，多半要治罪，再轻也得拘留几天才能放出来，但是如果有学者偷了人家的成果，即使被抓个正着，处罚也往往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有的甚至为“尊者”讳，连学术扒手的大名，都舍不得报出来。

    据昨日（6月21日）《京华时报》报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公布了15起抄袭、剽窃等科研不端行为，有两起点出了抄袭者的名字，一个是武汉大学的艾勇，一个是中国民航大学的张连顺。其他13起，均隐去作案者的名讳和单位。即便那两个被示众的教授，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其单位对其做处理的报道。也就是说，很可能这些“学术扒手”们教授照当，学者照做。

    其实，自然科学委员会的做法，应该说是比较严厉的了，在人文社科领域，抄袭剽窃这种事情，无论当场被拿，还是苦主告上有关单位，甚至媒体披露，扒手们多半逍遥自在，苦主连个单位公告都求而不得，不仅教授照当，学者照做，如果人家碰巧是领导，不仅乌纱帽无恙，还可能亲自抓“端正学风工作”，义正辞严地批评歪风邪气。

    国际上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惯例，不用细说，但凡叫个学者教授，只要被人发现哪怕有一丁点抄袭问题，那么这辈子的职业生涯就算完了，无论这个人有多么好的资质，多么广阔的学术前景。

    以学术为业者，声誉高于一切，不仅仅是因为学者道德自律较为严格，更重要的是如果一旦犯禁，则身败名裂，从此不能翻身，严重的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的学者教授，这样的“幸福生活”是哪里来的？难道我们的科研管理部门不知道学术不端是学术发展的致命伤吗？在学术交流和学术信息如此通畅的今天，我想，这些道理，大家都明白，但问题是，如果被揭露出来的扒手，是各个大学和科研单位的重要人物，那么一旦严肃处理，就等于公开承认自己的学校或者单位出了丑闻。人要脸，树要皮，有哪个单位乐意自己家有丑闻呢？于是调查调查，研究研究，事情拖下去，被查者也明白个中玄机，硬着头皮顶住，拖上三五个月，万事大吉。

    单位不乐意查处学术弊案，更为深层的原因，在教育和科研体制。一般来说，各个学校和研究单位的大牌教授和研究人员，都在各自行业中的科研评审机构或者相应评审机制中，有相当的位置，这些人出了事，一旦被查实，就要处理，处理掉这些人，则意味着本单位在相应的评审机构和机制中，缺了人选。朝里无人不好说话，以后相应的评审，本单位科研项目的获得，都受到影响，而跟这些评审相关的各项指标，恰是各个学校和研究机构领导最在意的，说是命门也不为过，因为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中，这些东西，往往是决定一个单位地位的关键。

    正因为如此，很少有单位乐意自己的教授做了案被揭露，如果是媒体揭，还可以通过关系去疏通或者封杀，如果是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揭，虽说很致命，但依然可以通过各种关系，施加压力，力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至少别指名道姓。

    很奇怪，我们的学者的生活和研究环境并不宽松，但是对学术造假的问责环境却比较宽松。学者在这方面“幸福”，学术必定遭殃。这样下去，中国的学术何时能与国际接上轨？□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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