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砖窑事件”查处每天都有新消息。昨天（6月19日），公安部通报，山西已有30多名犯罪嫌疑人被拘留，20多人被追捕；河南则拘留了100余人。尽管被解救的劳工还没有详细的统计数字，但已经足以证明起初人们对事件严重性的判断。

    雷厉风行之下，人们相信，这次“事件”可以得到圆满的处理，但作为一种“现象”，能否得到根治？换言之，风头过后，“黑砖窑”还会不会卷土重来？

    提这样的疑问并非空穴来风。山西、河南等省的“黑砖窑”由来已久——早在9年前，湖南人大代表陈建教就与山西等地的黑砖窑展开较量，解救出数百名人——但那些黑砖窑还是盘踞于荒野深山。

    当某个较大区域内，极端的“事件”演化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它就必然有着深层的原因。从新京报昨日报道的一个包工头的讲述，可以对这种深层次原因看出端倪。

    被问到“黑窑场为什么屡打不绝？”包工头说“黑窑场上面有保护伞”。这一点，从已经披露的信息中不难看出。黑窑场遍地开花，当地政府不会不知道；没有手续的砖窑场，还要到有关部门交纳税费；有的警察面对报案，只同意“解救你们自己的孩子”；甚至有公务人员参与倒卖被解救的童工。

    但是，到目前为止，受到处理的好像只是那位村书记，他还是因为自家开的黑砖窑打死了人，此外，还没有其他官员站出来对此事负责，更没有官员引咎辞职。相反，人们却听到了不少“表态式”的“豪言壮语”——问责的“缺席”，如何遏制黑砖窑的重起？

    包工头说：“打击（黑砖窑）这个东西，就怕一阵风。今年要不是洪洞县打死人了，恐怕什么事情也没有。”事情闹大了，从中央到省市，都有调查组在查。但是，他们毕竟是要离开的。如果没有一种长效机制，单靠这种“风暴式”的打击，仍然难保黑砖窑不会死灰复燃。

    建立长效机制，首先是当地政府及其官员要有对劳工保护的责任自觉，以及建立在行政和人大问责压力下的“不得不为”。此外，还要建立劳工与更高级别权力组织的信息通达（比如中央设立专门的举报热线），一旦当地无法实现对劳工的保护，劳工及其家属可以直接寻求中央的干预，防止出现数百家长不知所措求助媒体的“尴尬”。

    黑砖窑的存在，还有一个原因是有利可图。压榨劳工，能换来自己腰缠万贯，黑窑主当然趋之若鹜。那么，劳工的损害赔偿，执法者就应该保障并提高赔付数额。超低的劳动力价格，加剧了黑窑主对劳工生命和健康的漠视。

    还有未被重视的，是那些砖窑场的存废。早在2004年，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农业部便联合下文，禁止使用黏土砖。目的是节约耕地、保护环境。不过，这次黑砖窑事件，也同时让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那些生产技术严重落后，必然会损害劳工身体健康的砖场，是不是要像非法小煤窑一样彻底夷平。

    黏土砖生产取缔难，因为其背后有个市场的存在。一方面，除了支付低额的劳工工资，窑主几乎是无成本地利用着土地，另一方面，农民建房用黏土砖，可以省去不少资金。显然，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加大窑主的成本，如果有窑主从事了黏土砖的生产，除了相关的处罚，还要提高劳工报酬，并交付高额的土地使用金。而对建房的农民，可以适当进行补贴，鼓励农民使用新建材。

    因为正在严打，许多砖窑场已人去一空。窑主们有充分的“智慧”把人转移，等待风头过去。如果那些砖窑场依然在物理上存在，如果问责的软弱不会给官员造成任何压力，如果黑窑主的“保护伞”依然纹丝不动，如果劳工的工资待遇依然低得可怜，如果受害者面对欺凌无法得到及时救济，那些“黑砖窑”的卷土重来，就会是必然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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