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表示，人民法院审理刑事大案要案，一定要在定罪量刑上把握好宽严相济这个度。要做到宽严并用，宽严有据，宽严适度，既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也不能因为有社会舆论压力就人为拔高。

    依宪法和法院组织法，最高法院与其他法院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种非领导关系体现出的实乃司法的本性，马克思曾言，“法官除了法律就再没有别的上司”。于现时之中国而言，“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已被写入了宪法文本。对个体的法官而言，必须在这一宪法原则之下，行使独立审判的权利。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现实的司法生态。以会议强调法律的执行，以法院高层领导的讲话指导案件的审判，正是法院工作的常态。这种司法运作模式仍能发挥总结审判经验与矫偏纠错、堵漏补缺的作用，其根源就在于，法律于具体个案的审判中还存在执行不一致的情况。因此，迫切需要一份法律适用指南为法官解疑。

    从司法的角度揣摩肖扬的此番谈话，其实正是宪法与刑事法律中一些基本原则的释义与重申。比如，自1978年法制恢复重建以来，“罪刑均衡”就一直作为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而存在，现行刑法也明确规定“罪刑相适应”。宽严相济、宽严有据也好，当轻则轻、当重则重也好，均可视为“罪刑相适应”原则之下的应有之义。这些用以指导审判实践的具体内容，本来只用“法官应严格依法办案”一语就可表达清楚。如果有法官竟然不懂得“罪刑相称”、“人人平等”等这些基本的法治理念，这样的法官实在不足以担当审判的重任。

    我们相信，如此缺乏法律常识的法官，在中国这一职业群体中，极其罕见。但也不能回避，在审判中确有一些案件的裁判结果，未能体现“人人平等”、“罪刑相称”等基本原则。这些反法治的裁判结果，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由法官的不知“法”所造成，而有着极复杂的外在因素。比如故意枉法、行政干预、地方保护等。对法官而言，最需要的其实并不是对“宽严相济”的理解，或对“人人平等”原则的强调，而是应给对枉法的法官及时查处，尤其是给予“罚当其罪”的责任追究；以及给予法官以排除外来干扰的有力保障，特别是制度层面的保障。

    在这一点上，肖扬也特别强调，“人民法院要充分运用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全面提高审理刑事大案要案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把每一个案件都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和社会评判的‘铁案’”。人们可以将法律智慧看作是对法官个体的要求，政治智慧却更应看作是对法院的整体要求。在现实的司法生态下，尤应强调的是法官的守法意识和护法精神。此外，也需注意，如果法官不能独立决定案件的裁判结果，他就无法对案件的结果负责。试想，如果是连法官都不能左右的裁判结果，又如何能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和社会评判的“铁案”？

    让法官知道并理解“宽严相济”不难，难在司法实务中对“宽严相济”的践行。一方面，我们要用严格的责任条款，约束法官不能故意“宽严不济”；另一方面，也应保障法官不因外来因素的干扰而被迫“宽严不济”。惟此，“铁案”的比率，才会最大限度降临在司法审判中。（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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