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名义捍卫文明底线

山西黑砖窑奴役、虐待工人事件，点燃了举国上下普遍的义愤。昨日（6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及其他国家高层领导相继就此事作出重要批示。截至昨日上午，山西、河南两省通过专项行动，共解救出了468名黑窑工，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这一数字，从侧面验证了这场灾难的规模。这一场人道的危机，以愤怒的民意推
动，正演化成高层意志主导下的政治行动，要以国家名义，捍卫文明底线。

这些天，我们亲见愤怒在全社会、各阶层燃烧。这人道的愤怒当中，也有敏感的抑郁，也有现实的忧心，还有难言的忌讳，但都无须掩饰。如果这愤怒，仍要克制，仍要掩饰，仍要辩证地指导，要么是社会的底线已经完全失去，要么是社会根本就没有底线。

这些燃烧的愤怒，是社会底线失守的普遍疼痛，是进步幻觉中蓦然惊醒的惶骇——我们以为自己在向文明飞奔的路上，却发现竟是赤膊上阵，羞愧难当。社会尚未剥夺殆尽的羞耻感，是它仍然活着的生命自证。我们不能阻止它感到羞耻和愤怒。

今日的局面，定要有人负责。这不容含糊，也无从商榷。许多人议论，许多人分析，写下各种各样的理据，要为事件找到出路。可是，这不是一道复杂的社会分析题，只是一道简单的文明判断题。那些普遍的愤怒，已经标定底线，也给出答案。

社会创制法律，每一个乱法者都要伏法；公民委托政府，每一个玩忽职守者都必须解职。这是社会恢复秩序、维系信心的基本前提。在这场人道灾难中，无良的黑窑主、暴虐的包工头、邪恶的拐骗者、凶残的打手，一个也不能宽恕。还有那些官员，散漫的、失职的、贪腐的、丧失责任心的官员，没有理由强奸民意，霸权占位，必须接受道义的谴责与政治的追惩，以及民众和法律的问责。

可我们的社会显然缺乏信心。甚至，这份无望的压抑，本身就构成今日愤怒的大部分。虽然这无声蔓延的愤怒，并未站定在公共舞台上朗声发言。可如果这澎湃的愤怒，仍要领受虚词和周旋，仍要观看敷衍和推脱，我们的政治恐怕会变成闹剧。

我们努力呈现这压抑而扭曲的愤怒，只因感念社会前进全赖真实。尽管这真实，常常令人不悦。今天的事实，是只有政治高层确认的愤怒，才可以成为驱魔降妖的真实的愤怒。那么多失子家庭的父母悲呼，他们目睹暴行，直击残酷，他们的忍耐近乎悲壮。那么多民众同心呼应，他们痛斥践踏人权的恶人，更厌恨辜负民意的官员，他们的忍耐同样近乎悲壮。这种忍耐，本能地在渴望一种起码的政治尊重。现实需要回答他们，他们的忍耐是因为坚信，坚信这个制度仍在不遗余力地修复，修复他们因愤怒而塌陷的信心。

在国家与公众之间，我们需要重申一些常识。个人之恶，从来就不曾消亡。国家之善，即在于以公共名义，遏制个人之恶。不得不承认，黑砖窑累积的罪恶，最刺人耳目的，并非个人之恶的极度暴虐。而是那些接受公民委托，担当保护之责的官员，如何背信弃义，如何临阵脱逃，如何自私自利，将垄断的公权败坏成公民权利的惨剧。

为骇人的山西黑砖窑写下结语，只能是个人之恶所叠加的公器之恶。为恶毒的人性，我们只留一声悲叹，为反噬其主的公器，却要喊出大声的愤怒。检讨人性，这是每时每刻的个人修为；检讨公器，却是此时此刻全社会必须要做的工作。

那么多小心翼翼的愤怒，喧腾躁动，他们在彼此交谈，彼此相识。这愤怒必须被听到，必须被理解。在今日的公共生活中，它在等待来自政治的确认和回馈。民愤，以及平民愤，逐渐成为今日中国的政治游戏原则。愤怒，就此成为道义的武器，为民众参与，找到一条委婉的路线。也许要说，不幸的是，我们只有愤怒；也许要说，幸运的是，我们仍有愤怒。（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