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难题的出路，在于城管定性的根本性转变：从管制走向服务。但上海“解禁路边摊”的改革“在掌声中缓行”的现实，又说明要实现这一转变，并非城管部门一家之力能为之，而是需要多部门配合的政府整体行为。
日前苏州又爆出城管问题。一市民因乱摆卖被查，因不满200元最
高额罚款，从城管局三楼跳下摔成重伤；事前城管有无言语刺激和紧急施救，成为双方分歧。近年来，城管暴力执法与百姓暴力抗法，已成为媒体的热门主题和社会的焦点议题，形成了“城管部门经常出问题——出了问题难以解决——旧问题尚未处理，新问题又出现”的恶性循环。城管难题，症结关乎社会之痛，难在单凭城管一家无力彻底解决，路在政府管理回归公共服务之途。
城管难题的症结，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城管部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队员素质的良莠不齐，部分队员的执法不规范，言语不文明等等。第二个层次是管理对象的问题。突出表现在：部分商贩知法犯法，屡教不改，态度恶劣，行为极端等等。第三个层次是社会保障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极少数公民极度缺乏生活资料的保障，敢于铤而走险，敢于暴力抗法等。
研究城管难题，要从这三个层次整体思考。城管难题的症结，实质上是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社会管理队伍的执法之痛，社会公民的抗法之痛，社会保障的瑕疵之痛。
对此，各地的城管主管部门在管理上也纷纷改革创新，加强城管执法队伍建设，寻求解决之道。比如，加强城管执法的法制化，对于某些城管队员的违法乱纪行为依法处置。城管执法时要求态度礼貌，言行文明，把工作方式从“强硬”执法逐步转变为“柔性”管理。而且，运用高新科技，辅助执法。城管的处置环节引入先进的网络化和数字化管理，应用手机、摄像、拍照等高科技设备，明察秋毫，精确定位，留存证据，全程监控。
这些举措提升了城管队伍的素质，完善了执法环节，部分解决了城管难题。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仅仅是城管部门的出路，并非城管难题的出路。
城管执法的定性，从根本上说，通过对违章乱纪行为的直接管制，为社会提供间接的公共服务。城管执法的功能，从本质上是服务社会。
而城管执法的对象，多数是需要社会关注和政府援助的贫困群体，从本质上是最需要公共服务的社会弱势群体。城管的直接管制，是否会堵塞其中极少数贫困公民的生存之路，而违背服务全社会的初衷？在此，城管难题中社会之痛的矛盾凸显出来。这实际上是政府管理理念冲突所导致的城市管理的体制僵局。
因此，城管难题的出路，在于城管定性的根本性转变：从管制走向服务。上海“解禁路边摊”的思路符合该出路的走向；但上海改革“在掌声中缓行”的现实，又说明要实现这一转变，并非城管部门一家之力能为之，而是需要多部门配合的政府整体行为。
一方面，城管部门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基础上，转变观念，明确城管职能的根本定性是服务而非斗争；逐步从“惩治”到“规诫”，从“驱赶”到“说服”，从“清除”到“引导”。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调整思路，做好社会保障工作；逐步从“清理”到“管理”，从“处理”到“帮扶”，从“整治”到“保障”。
城管难题的症结是“社会之痛”；城管和政府相关部门需体察“切肤之感”；管制之路既然坎坷多舛，服务之途恰好回归本源。（唐
钧 中国人民大学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
请问管理者，城里为啥就不许摆摊
不可否认，城管粗暴执法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在许多时候，不文明执法行为也是激化矛盾的导火索，但是，我们能不能就此认定，城管的不文明执法行为是引发冲突的根源呢？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城管即使依法文明执法，也依然会遇到摊贩的全力反抗。因此，要改变城管与摊贩每日进行“街头混战”的局面，必须从反思“禁摊”政策本身开始。
城管执法就算文明又如何
城市的整洁、秩序离不开管理，这无人会否认。但管理不光是处罚和收取管理费，它还应该为市民的正当需求提供实实在在服务。近年来，城管执法和执法对象的矛盾冲突我们已经看得太多太多，在城市困难群体的民生保障问题仍未得到很好解决之时，这样的冲突已经和城管执法的文明与否越来越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当文明的执法是在断别人惟一活路的时候，你无法期望获得对方的理解与配合。
如何让城管和商贩的矛盾"可调和"
城市该如何管理，我认为管理者在不影响交通的前提下，不仅应为他们提供较好的经商环境，而且还应对他们免除（或减少）一定的税费，甚至还应给予小额贷款的支持。这些小商贩通过正当经营，既解决了自己的生计，又减轻了政府社会保障的负担，我实在看不出这样做的危害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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