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奋勇 作者文集
城管队员满大街围捕商贩，早已是几乎每个城镇高频上演的街头活报剧保留节目。街面上本来
熙熙攘攘，一片祥和气氛，突然间，小贩们神色紧张，推车、端锅、卷包袱，慌不择路，四散奔逃；与此同时，城管队员神兵天降，黑云压城。 此种情景，在任何中国大学的管理课堂上大概都不会被作为高级话题，展开深入研究讨论。但城管们多年来一直以这样的方式管理着中国的城市，且管理效果颇得认可（有各个城市政府对城管的肯定和倚重为证），并可能永远这么管理下去。中国的管理研究委实不应该忽视这样生动的本土管理实践。
只是，运转良好的管理机器偶尔会出点小纰漏，让个别地方的个别城管人士略感不爽。
6月4日上午，苏州市沧浪区城管局以“未经批准从事经营活动”为由，将女市民赵菁的报摊查扣。赵菁到城管局讨还报纸不成，又拿不出、也不愿拿出对她来说天价般的200元罚款。于是，45岁的她从城管局三楼办公室一跃而下，摔成重伤。
6月6日，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东风路中队在东风路将一名练摊的女大学生牙齿打落，大学生因伤入院治疗。
面对城管的最新“杰作”，人民群众再次愤怒了。他们说，城管“欺人太甚”。
而城管人士认为，我管你是天经地义。所以，苏州沧浪区城管局书记高根宝对赵菁的跳楼之举就很不以为然。他说，这是商贩对城管的软暴力，是向政府施压，不能让这种倾向蔓延。现在城管是最大的弱势群体，“如果是警察，他们是不敢惹的，可是我们城管不行，只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6月11日《新京报》）
可以看出，高书记认为，赵菁之所以敢一跳了之而破坏管理，是因为城管还没有警察那样的强势地位，让她不敢惹。
而警察在这方面果然比城管强。5月22日，因不愿交10元的“市管费”，湖南一名52岁的农妇殷小云与市管所人员发生冲突，后被带到湖南省武冈市的迎春亭派出所。几个小时后，这名壮实的农妇被发现死在派出所里。
很多人认为，以“欺负人”来理解管理，以“欺负人”来履行管理，只是基层素质不高的一些公务人员的想法和作为。其实不然。
臭名昭著的外逃贪官、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就曾对不满的被管理者放言，老娘有权力欺负你。
前不久被查处的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的口头禅是：“不行？不行就查你、办你！”他对自己“欺人管理”的能力和能量还颇为得意，一再宣示：“我是副市级，但我相当于三个副市长。”
这是多么赤裸裸的中国式管理宣言。
浏览一下近年来的贪官“行状”，可以发现，每个贪官都是以“欺负人”来理解和实践管理的。否则，他们就不会肆意妄为，无法无天了。
更普遍的情况是，掌握大大小小权力的各级管理者可能没有这么直白地以“拳头硬的大哥”自居，但实际上，在冠冕堂皇的管理术语掩盖下，管理仍在不同程度上以“欺负人”的方式粗暴地进行着。
这正是中国现代化转型、建立法治国家的难点，再好的制度架构和善意取向都有可能被一些不道德的管理者原始化、粗俗化和野蛮化。他们甚至可以句句话不离民主法制正典，但出手就是历代胥吏的招式——欺负草民没商量。
希望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化，最终管理真正会发育为“管理”，而不再是仗势欺人。但笔者真担心，北京海淀区艺术职业学校羞辱老师和重庆市涪陵区职业教育中心骂死老师的学生将来如果也成了城管队员什么的，一切岂不更糟？
城管难题的出路：从管制到服务
城管执法的对象，多数是需要社会关注和政府援助的贫困群体，从本质上是最需要公共服务的社会弱势群体。城管的直接管制，是否会堵塞其中极少数贫困公民的生存之路，而违背服务全社会的初衷？在此，城管难题中社会之痛的矛盾凸显出来。这实际上是政府管理理念冲突所导致的城市管理的体制僵局。
因此，城管难题的出路，在于城管定性的根本性转变：从管制走向服务。上海“解禁路边摊”的思路符合该出路的走向；但上海改革“在掌声中缓行”的现实，又说明要实现这一转变，并非城管部门一家之力能为之，而是需要多部门配合的政府整体行为。 >>详细
请问管理者，城里为啥就不许摆摊
“禁摊”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过程中出现的奇特景象。本来，小摊贩提供的服务是城市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解决了部分低收入群体的生计问题，也为市民生活提供了方便，降低了市民的生活成本。但在贪大求洋、追求城市外表靓丽之风流行全国后，为了市容整洁，全国不少大中城市的管理者都制定了“禁摊”政策。在许多城市管理者眼中，小摊贩带来的是脏、乱、差，取缔一个摊点就是抹去城市一个污点。因此，他们在“禁摊”时，理直气壮，雷厉风行。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他们很少考虑取缔摊贩给城市居民生活带来的诸多不便，更没有想到，对被取缔的摊贩而言，不能摆摊就等于掐断了维持生计的希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城市管理者所要“消灭”的这些小摊贩，在许多时候，恰恰是他们最应该感谢的人。小摊贩把远低于超市价格的蔬菜水果送到居民区楼下，在路边摆起卖报摊、修鞋摊、小吃摊，他们在自己赚钱的同时，也为市民提供了方便和实惠，这不就是政府一直在追求的为人民服务吗？另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属于低收入群体，扶助照顾他们，本来是政府应尽的责任，但他们自食其力，希望用自己的劳动来改善生活，这不也是在减轻政府负担吗？这些真正的良民，却被许多城市管理者视为城市的“顽症、痼疾、毒瘤”，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被逼得每天到处东奔西窜、提心吊胆，真不知道管理者们于心何忍？>>详细
“很正常的一次执法”就导致了让执法对像跳楼的结果，这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这意味着城管和市民中那些靠练摊、卖报、开摩的等为生的困难群体之间的矛盾，根本不可能像一些善良的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可以通过文明执法、人性化执法等所能够解决的。
换句话说，城管和城市困难群体之间的矛盾是一种结构性的矛盾，是无法通过技术层面的改进来消除的。因为城管执法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强行罚款等手段来进行管理，这种做法从本质上看是在“堵”，而管理本意中的“疏”却几乎没有。当市民最基本生活需求缺乏合理合法的手段和途径来充分满足之时，违规占道经营就会变得屡禁难止。这时，即便是城管文明执法也无法化解这种对立冲突，而简单粗暴的执法方式只会让这种矛盾更加尖锐、极端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