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某大城市城管暴力执法　资料图片

    在许多城市管理者看来，取缔一个摊点就是抹去城市一个污点，而就被取缔的摊贩而言，这等于掐断了他维持生计的希望。

    窦含章　作者文集

    6月4日，苏州一名卖报女因不堪忍受城管开出的200元罚款，纵身从当地城管局三楼跳下，摔成重伤。事情经媒体报道后，城管再次成为舆论和公众谴责的焦点，而城管的不文明执法行为也被视为引发城管与摊贩冲突的主要原因。

    不可否认，城管粗暴执法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在许多时候，不文明执法行为也是激化矛盾的导火索，但是，我们能不能就此认定，城管的不文明执法行为是引发冲突的根源呢？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城管即使依法文明执法，也依然会遇到摊贩的全力反抗。因此，要改变城管与摊贩每日进行“街头混战”的局面，必须从反思“禁摊”政策本身开始。

    “禁摊”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过程中出现的奇特景象。本来，小摊贩提供的服务是城市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解决了部分低收入群体的生计问题，也为市民生活提供了方便，降低了市民的生活成本。但在贪大求洋、追求城市外表靓丽之风流行全国后，为了市容整洁，全国不少大中城市的管理者都制定了“禁摊”政策。在许多城市管理者眼中，小摊贩带来的是脏、乱、差，取缔一个摊点就是抹去城市一个污点。因此，他们在“禁摊”时，理直气壮，雷厉风行。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他们很少考虑取缔摊贩给城市居民生活带来的诸多不便，更没有想到，对被取缔的摊贩而言，不能摆摊就等于掐断了维持生计的希望。

    苏州一位城管局领导在接受采访时的话很有代表性。该领导在谈到卖报女跳楼时问：“退一万步讲，当时就是说了让你跳，你就为20元跳楼了？”显然，在这位领导的眼里，一个人为20元（或200元）跳楼是不可想象的。他显然没有想过，在卖一份报只能挣一毛多钱的情况下，她要卖多少份报才能挣到20元乃至200元。而对一些月收入只有区区几百元的困难家庭来说，你没收了她摆摊的家什，不是断了她的活路又是什么？

    在城市管理者中，像这位领导一样的人不在少数。说到底，这样的城市管理者就是缺少一颗平民的心，缺少去体会困难群体生存状态的勇气，缺少为底层民众服务的意愿。由于不了解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因而他们在制定“禁摊”政策时，才会理直气壮，毫无同情、怜悯之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城市管理者所要“消灭”的这些小摊贩，在许多时候，恰恰是他们最应该感谢的人。小摊贩把远低于超市价格的蔬菜水果送到居民区楼下，在路边摆起卖报摊、修鞋摊、小吃摊，他们在自己赚钱的同时，也为市民提供了方便和实惠，这不就是政府一直在追求的为人民服务吗？另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属于低收入群体，扶助照顾他们，本来是政府应尽的责任，但他们自食其力，希望用自己的劳动来改善生活，这不也是在减轻政府负担吗？这些真正的良民，却被许多城市管理者视为城市的“顽症、痼疾、毒瘤”，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被逼得每天到处东奔西窜、提心吊胆，真不知道管理者们于心何忍？

    笔者呼吁，“禁摊”政策应尽快取消。管理者必须意识到，在市民有需求，小摊贩要生存的背景下，“禁摊”是禁不住的。这一政策只会加剧社会矛盾，人为制造不稳定因素，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虽然“开禁”必然会带来许多管理上的问题，但“管不好，就取缔”绝不是一个负责任政府应有的态度。在方方面面都在与国际接轨的今天，我们不妨也学学国外对小摊贩管理的先进经验。也可以因地制宜，结合不同路段的特点和当地的特殊情况，对小摊贩分片、分时、分类管理规范。我相信，在全国上下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在政府财力日渐雄厚的条件下，只要我们的管理者能真正贯彻中央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在现代化的城市中为小摊贩开辟一片生存、成长的土壤，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问题的关键，就看政策制定者怎么想、怎么做了。

                    城管执法就算文明又如何

    但问题的严重之处也就在这里。“很正常的一次执法”就导致了让执法对像跳楼的结果，这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这意味着城管和市民中那些靠练摊、卖报、开摩的等为生的困难群体之间的矛盾，根本不可能像一些善良的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可以通过文明执法、人性化执法等所能够解决的。

    换句话说，城管和城市困难群体之间的矛盾是一种结构性的矛盾，是无法通过技术层面的改进来消除的。因为城管执法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强行罚款等手段来进行管理，这种做法从本质上看是在“堵”，而管理本意中的“疏”却几乎没有。当市民最基本生活需求缺乏合理合法的手段和途径来充分满足之时，违规占道经营就会变得屡禁难止。这时，即便是城管文明执法也无法化解这种对立冲突，而简单粗暴的执法方式只会让这种矛盾更加尖锐、极端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进入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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