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诗成     作者文集

    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所做的题为《中国当前的发展和民生问题》的报告显示，中国经济在进入超周期的高速增长后,一部分居民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收入增加而提高满意度，相反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自己进入了中下层。（6月8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作为一个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当我们从过去的“温饱评价发展”到如今的“幸福评价发展”的时候，出现这样的“迷茫”在所难免。一般认为，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上陷入困境，是当前有的居民“感觉属于中下层”的原因所在。但笔者认为，追求利益的能力与权利的失衡，才是不同利益群体感觉自身乏力的根本原因。

    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证据就是：在调查哪些人受益最多的问卷中，10年来城乡居民首次认为是国家干部这个群体，这与前几年私营企业主被认为受益最多的调查结论大不一样。而国家干部正是今天这个社会在各种分配中追求利益最大、权利运用最充分的群体。

    社会群体博弈能力强，是保证受益的关键所在。相反，由于享受的权利远远不够，有的居民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明显乏力：工资被压得很低无博弈能力、劳动权益受到侵害敢怒不敢言、孩子上学被迫交纳高额费用、到医院看病只能逆来顺受、水电气各种生活用品说涨就涨只能无奈掏钱……由于博弈权利的匮乏，在居民因为生病或其它原因负担加重的时候，很容易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这种危机造就的是缺乏生存的安全感。

    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关键阶段，单纯依靠GDP的增长并不足以解决社会中存在的所有问题，社会发展呼唤在制度上有更大的突破。通过制度性的安排，让居民在民生问题上有参与权和话语权，有表达利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力量，向各种畸形的发展说“不”。只有各个社会群体真正拥有了参与社会利益分配的博弈能力，社会才能有继续向上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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