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方案“复旦版”的主要起草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经济学系主任蔡江南日前提出，中国下一步医改可以走“社会主导模式”的第三条道路。（6月4日《第一财经日报》）
    
    在中国体制改革的洪流里，“医改”永远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民生命题。从“北大方案”到“复旦方案”、从“世卫方案”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方案”、甚至到“麦肯锡方案”、“世界银行方案”……一时间，这些让老百姓头晕目眩的方案争吵得好不热闹，在专家学者们醉心于一套套“最完美、最惠民、最国情的”医改方案的时候，制度设计者可能都忙忘了：于千万套医改方案而言，苦于“看病难，看病贵”的老百姓所翘首以盼的只是“一套”治病救命的方案而已；无论是“社会主导”还是“政府主导”，病痛不等人、生命不等人，医改不能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了。
    
    有两个语境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一是此前有接近医改方案制定的“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七大课题组已将各自的医改方案按时上交到医改协调小组”，但“由于课题组都已和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签署了保密协议，可以肯定，到方案公布之前，不会再有更新的消息公布于媒体了”；二是卫生部2007年初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我国医改由于牵涉的方面多、参与的部门多、各项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也需要时间，因此很难确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换句话说，卫生部自我裁量了一个“医改流程”——即在一个没有时间跨度的预设里秘密完成事关全民福祉的医改。这个显然有悖程序正义的“医改流程”与当年医改、教改、产业化改革的突兀与决然是何其相似呢！今年两会期间，巴德年委员代表钟南山、李连达等9位著名医卫界院士委员作联合发言时依然引用了以下的数据警醒我们：“中国医卫水平世界卫生组织排在世界第144位，医疗公平世界倒数第四。”如果说医卫水平是基于GDP之上的一个定量的话，医疗公平就是基于制度安排之上的一个变量，在这两个数量之间，老百姓对“新医改”所寄予的厚望，决不是要医改来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所有的医疗卫生困境，而恰恰在呼唤最底线之上的“医疗公平”——换句话说，“新医改”在老百姓的价值期待里是“公平取向”远大于“技术取向”的事情。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医改就应该不是一个太大的难题。首先，这些年“不成功”的医改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医疗改革的症结所在，尽管这个沉重的“沉没成本”是以老百姓的血汗（甚或生命）埋单着，但毕竟在越大的矛盾中我们已然越是看清了改革的方向所在；其次，无论是什么样的”医改方向”，基点都离不开“惠及全民”的这个诉求、都离不开平衡公平与效率的基本技术、都离不开公共财政的物质支撑；最后，医改政策必须在敬畏民意与民智的基础上“互动”达成，“精英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结果只可能为将来的“执行力”埋下“民生隔膜”的隐患，这也算是历史的教训了。
    
    不争论的医改不是民主的医改、只在上层争论而没有落地时间表的医改不是民意的医改。二十多年后，中国医改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向左还是向右”，这是一个问题，“走还是不走”，这是更大的一个问题。哈耶克不认同“制度完美论”，其实，任何医改也不会是诊治公共医疗卫生的灵丹妙药，但，我们不能在面面俱到的挑剔理论中放任弱势生命的流逝，“新医改”早一天出台，就是我们对公共医疗卫生最深情、最人本的姿态，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平安等到不可预期的新医改政策面世的一天。（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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