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资格是如何被扭曲成"保护伞"的？

由于基层人大在操作的层面，常常受到人大代表地方影响力、人情关系等诸多力量的掣肘，才使得代表法为人大代表设定的保护性机制在很多地方成了一道无形的“保护伞”，助长了不法者的嚣张跋扈，不仅人大代表被伤害得到了保护，甚至扭曲到人大代表伤害别人也得到了“保护”。

河南省新郑市人大代表张一，涉嫌职务侵占侵吞数千万元财产。面对确凿证据，警方立案侦查并准备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但是，7个月过去了，警方至今无法行动。原来，张一是新郑市人大代表，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前，必须经新郑市人大常委会的许可。而警方递交了两次提请报告，新郑人大并未正面许可公安机关强制执行，至今，嫌疑人仍逍遥法外。(《中国青年报》6月5日)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手握确凿的犯罪证据，由于没有地方人大的明确许可，警方只能眼睁睁看着嫌疑人逍遥法外，这不能不说是法治的悲哀。有人把矛头指向了代表法，认为正是其中“县级以上人大代表，在人代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大常委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的规定，令人大代表享有了司法特权。这种特权反过来，又成为一些人大代表在法律面前得以高人一等的“护身符”。

初看起来，是这样。早在刘涌黑社会案发之后，当时的沈阳市公安局长便承认：刘涌的人民代表身份给公安机关处理这些问题带来了许多难度，这些难度也恰恰是对他的保护，这种保护使得刘涌更加猖狂、为所欲为。根据刘涌的说法，他之所以削尖脑袋挤进人大，就是看好“保护伞”的作用。近年来，类似刘涌依靠人大代表身份，嚣张跋扈、目无法纪者大有人在。

正因为如此，地方人大机关在审批相关案件时，更应该遵循权力自觉的原则，小心谨慎，避免成为阻碍司法公正的绊脚石。对于案情确凿的案件，应该在第一时间及时、明确地批复。然而，新郑市人大先是经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不许可警方的提请，接着又在常委会会议审议之后，不明确许可警方的提请，只是说暂停张一执行人大代表职务，令司法机关不知所措。不管是有意庇护、故意玩弄文字游戏，还是无心之举，结果都是“嫌疑人逍遥法外，老百姓看着生气”，其过失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说没有私心，那也只能说履职水平有问题。

其实，认真研究代表法就可以发现，代表法并未赋予各级人大代表“人身自由特别保护权”，也原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司法特权”。人大代表参政议政，为老百姓呐喊，为弱势群体呼吁，面临着政治风险，为了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确保他们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追究，代表法第三十条为人大代表增设了一道防错机制，确保他们的人身自由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与此同时，代表法还规定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应该说，这种制度安排是合理的。

但是，正是由于基层人大在操作的层面，常常受到人大代表地方影响力、人情关系等诸多力量的掣肘，才使得这项保护性措施在很多地方成了一道无形的“保护伞”，助长了不法者的嚣张跋扈，不仅人大代表被伤害得到了保护，甚至扭曲到人大代表伤害别人也得到了“保护”。“特权说”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作用：别有用心者冲着“特权”争当代表；个别代表因“特权说”产生了“我是代表我怕谁”的优越感；“特权说”还使得相关部门存在种种错误认识，不少执法人员对现场违法乱纪的人大代表不知所措。更重要的是，肆意的“特权说”，动摇着人大代表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动摇着人们对于法治与人大制度的信心。

代表资格被扭曲成“保护伞”的问题在一个一个地暴露，民众虽然望眼欲穿，但让这些扭曲归位的措施却迟迟未出。希望这一次是个机会。（毕诗成）